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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1837~1911),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字仁山,号深柳堂主人,自号仁山居士,安徽石埭(今石台)人。设立金陵刻经处,募款重刻方册藏经。对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地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等。《杨文会与中国佛教近代化探析》文中美、日学者称其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中国佛学的中兴之祖”。梁启超认为,“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太虚称其为“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等。

仁山居士

杨文会(1837~1911),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字仁山,号深柳堂主人,自号仁山居士,安徽石埭县(今石台县)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自幼读书,但不喜科举业。早年习儒学,并学天文、地理、历数、音韵等。曾任曾国藩部谷米局差事。1864年潜心佛学。1866年就职于江宁筹防局,与友好十多人募捐集资,创金陵刻经处,经营刻印佛经事业。1878年随曾纪泽出使英、法,考察政教,越数年又随刘瑞芬使英,考察制造技术诸学。在伦敦结识日本梵文学者南条文雄,经其帮助,从日本找回国内失传的经疏300余种,择要出版《汇刻古逸净土十书》等。后与英人李提摩太一起,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语。清光绪间建屋于南京延龄巷为藏经板及流通之所。晚年注意培养佛学人材,办佛学常于刻经处,培养僧俗20余人。1910年任佛学研究会会长。致力于刻经事业50年,刻经三千卷。著有《等不等观杂 录》、《佛教初学课》、《十家略说》等。门下俊才有谭嗣同、桂柏华、章太炎、孙少候、 黎端甫、梅撷芸、李澄刚、蒯若木、欧阳渐等。
设立金陵刻经处,募款重刻方册藏经,由他自任校勘。杨文会着手编订《初学课本》等书,准备创办学校,培养弘法人材,作这一运动的响应。由于这些事,他对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地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不少贡献。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等。

学习修养

自幼读书,但不喜科举业。当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革命军进攻安徽,他随着
杨文会像

杨文会像

家人辗转迁徙于各地,前后十年。这时他学习音韵、历数、天文、地理以及黄老庄列等学问。同治三年(1864),他因病专心研究有关修养的书籍,得《大乘起信论》,反复读诵领会其中的奥义。接着又看到《楞严经》,更有会心,增加了对佛经钻研的兴趣。同治五年(1866),发心刊刻单行本《藏经》,创设金陵刻经处。同治十二年(1837),杨文会又研究造像,搜集古代名画佛像,刻版流通。光绪四年(1878),文会随曾纪泽到伦敦、巴黎。光绪十二年(1886),再随刘芝田奉使至英,与日本留学僧人南条文雄博士结识。三年后他任满回家,年已五十三,感慨当时政治腐败,决心摆脱政界,专门研究佛经。他托南条文雄在日本广求自唐以来散失之经典,择要刻印。同时,他帮助日本编辑《续藏经》,供给了许多注疏和密教典籍。光绪二十年(1894),他和英人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译》译为英文,流通国外。次年,又在上海会见了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很赞成波罗发起“摩诃菩提会”、将在印度复兴佛教的宗旨,着手编订《初学课本》等书,准备创办学校,培养弘法人才,作这一运动的响应。这些作为,对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地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在刻经处办学,设立祗洹精舍,召收僧徒学生十余人,请谛闲讲天台宗教观,自讲《大乘起信论》,并开设国文、英文,以造就通才,将来能赴印度弘法。释太虚、邱希明等都是当时的优秀学生。因缺乏经费,两年后停办了。宣统二年(1910),金陵同人创办佛学研究会,推举杨文会为会长,每七日请文会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宣统三年(1911)秋病,自知命将终,把金陵刻经处事务委托欧阳渐、陈镜清、陈义三人分任,并嘱佛学研究会于八月十七日开会改举会长。闻会长举出,为之色喜,即西向瞑目而逝,时会还未散。寿七十五,遗嘱不愿和一些所刻的经版分开,所以其遗体就葬在刻经处内,并建了纪念塔。

工作经历

他到南京在工程界工作,同事中有真定人王梅叔,深通佛学,时相切磋。他又认识了魏刚己、赵惠甫、刘开生、张浦斋、曹镜初等人,和他们讨论,以为当时佛经大部分刻版都毁灭了,对于弘扬佛学很有影响,应将刻经的事业恢复起来。于是设立金陵刻经处,募款重刻方册藏经,由他自任校勘。同时赞助这事最力的有江都人郑学川,出家名妙空,在扬州砖桥设立了江北刻经处,和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
日本留学

出使欧洲

同治十二年(1873),杨文会又研究造像,拟好结构,请画家画成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大悲观音像等,另外还搜集古代名画佛像,一并刻版流通。光绪四年(1878),他服务外交界,随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出使伦敦、巴黎。光绪十二年(1886),又再去伦敦认识了日本留学僧人南条文雄

佛学贡献

三年后,他任满回家,年已五十三。他感慨当时政治的腐败,决心摆脱政界,专门研究佛经。又与南条文雄联系,托南条在日本陆续搜得大藏经未收录的中国古德著述二百八十余种,择要刻印。同时他也帮助日本编辑《续藏经》,供给了好些注疏和密教典籍。光绪二十年(1894),他和英人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论》译为英文,流通于外国。明年,他又在上海会见了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很赞同波罗发起摩诃菩提会将在印度复兴佛教的宗旨,就着手编订《初学课本》等书,准备创办学校,培养弘法人材,作这一运动的响应。由于这些事,他对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地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不少贡献。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于南京延龄巷修建住家的房屋,附带收藏经版并流通佛经,四年后将这所房屋捐给刻经处。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于刻经处实现了办学计划,设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学生十余人,由他亲自教授佛学。释太虚、邱晞明等都是当时学生中的优秀者。祇洹精舍办了两年,因缺乏经费,就停办了。跟着宣统二年(1910),杨文会又办佛学研究会,他自己主讲。他此时在刻经方面,因感觉到日本所编《续藏经》的芜杂,就另编了《大藏辑要》的目录,共收三藏要典及各家著述共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准备陆续刻印。又拟作大藏和续藏的提要,提供读者研究的门径。宣统三年(1911)秋,他患了病,以刻经处的事业嘱咐研究会同人,并以处内事务托欧阳渐、陈镜清、陈义三人分任,于八月十七日去世,年七十五岁。他遗嘱不愿和一生所刻的经版分离,所以他的遗体就葬在刻经处内,并建了纪念塔。他的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阴符》、《道德》、《庄》、《列》四经发隐各一卷,《论语》、《孟子》发隐各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观经略论》一卷,《阐教编》一卷,都已刻版印行。
同治五年(1866)移居南京,与王梅叔、曹镜初等相互讨论,创立“金陵刻经处”,刊印单行本藏经。并于刻经处设立祗洹精舍,设佛学研究会,成为中国最早的佛学院。后认识日本南条文雄,从日本搜求到我国许多佛教佚书,达数百种。藏于金陵。又得日本弘教书院小本藏经,择其要者,辑成《大藏辑要》,收书460部,3 300余卷,手自勘校的图书达2 000卷之多。其刻经处,集中收藏全国各地所刻佛典木板,达10余万片。曾为日本编印《卍续藏经》提供佛教典籍数百种。

宏扬佛学

杨文会宏扬佛学四十年,以刻经和讲学交互为用,对于中国近代佛教所发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规划刻版的《大藏辑要》虽未完成,但重要的著述都已刻了出来。象贤首的十疏之六和一些杂著、嘉祥的《三论疏》,慈恩的《唯识述记》、《因明述记》,善导的《观经疏》等中国久已失传的要典,都从日本搜得底本,精加校勘,刻版流通。这不但丰富了佛教大藏的内容,并还启发了学者的研究,使各宗学说得到平等的传播。所以在他主办的佛学研究会讲习指导之下,会员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梅光羲、李证刚、欧阳渐等各擅专宗,有独到的造诣。  至于杨文会自己的佛学思想,则着重在净土法门,推尊明末四大师(莲池、紫柏、憨山、蕅益),对于佛学各宗以及内外学说,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因而常常表示“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他对贤首宗著述有深刻研究,并有精确辨别,象《华严三昧章》一书,就是经他的鉴定刻出流传于世的。他并还上溯清凉、圭峰各家思想的来源,特别重视《大乘起信论》和《玄文本论》,要将二论的综合法门来函盖一切。他自己独尊贤首,而对接近他的学人则因材施教,分别鼓励深入余宗。所以他在佛学上诸宗兼顾,规模广阔,影响于当时。
历史贡献(选自《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
杨文会作为--个中国知识分子,其佛教振兴的理念,必然会步及到与传统儒家和道家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杨文会的思路是比较明确的:站在佛教的立场上,采取以佛释儒和以佛释道的方式,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会到佛教中去。
对于儒家,杨文会基本上是采取尊孔抑孟的措施,仅仅肯定孔颜心法可与佛法融通,对于孟子以及宋明理学家基本上采取否三的态度。他对《论语・子罕》中“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也”一章十分推崇,认为孔子在这一章中的基本思想与佛理最为契合:“夫无知者,般若真空也。情与无情,莫不以此为体。虽遇劣机,一以本分接之。盖鄙夫所执,不出两端,所谓有无、二异、俱不俱、常无常等法。孔子叩其两端而竭其妄知,则鄙夫当体空空,与孔子之无知,何以异哉!”又说:“真知即是无知而无不知,达磨答梁武帝云不识,即显示真现量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开迹显本之旨也。到此境界,儒释同源,诤论都息矣。”至于孟子,杨文会则认为“未入孔圣堂奥”、“我执未破,离孔颜尚隔两重关”。至于宋明理学之“周张程朱心学分际,仅在明了意识上用功,初关尚未破”,与孔颜之旨乃至佛法更远。
对于道家,杨文会也采取了同样的路数,分别作了《阴符经》《道德经》《冲虚经》《南华经》四部书的《发隐》予以阐释。他认为,这些道家著作“实与佛经相表里”,真真文似各别,而义实相贯也”。在杨文会看来,道家之书,“或论处世,或论出世。出世之言,或浅或深。浅者不出天乘,深者直达佛界。以是知老、列、庄三子皆从娑婆苦海逆流而出,和光混俗,说五乘法(人乘、天乘、声闻乘、菩萨乘、佛乘),能令众生随根获益。后之解者,局于一途,终不能尽三大士之蕴奥也”。简直是把道家义理与佛家旨趣相等同了。当然,道家求长生的主张,并不为杨文会所看重,因为佛家“直须命根断。命根断,则当下无生”的思想,显然要比儒家高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杨文会才“始则释、道兼学”,终则“舍道而专学佛。如果有年,始知佛法之深妙?统摄诸教而无遗也”。绕了一圈,还是佛教最高明。当然,这是杨文会佛学思想的落脚点。
总之,杨文会对于净土信仰的理解不同于传统的佛教信仰,而是融人了时代的内容,富有一定的时代精神,比如对自、他二力并用的强调,,就体现出一定的圆融精神。“教宗贤首”则体现出杨文会对于佛教圆融精神的把握,平等对待佛教各宗,实际上就表现出他对近代平等精神的理解与尊重。至于他对法相唯识学和因明学经典的刊刻与提倡;对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具有开山之功,从而电是他对近代理性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含义。当然,杨文会对于净土宗、华严宗和唯识宗三者的强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信,对净土宗的重视,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佛教实践的需要,是对佛教修行目的的重视;而对于华严宗和唯识宗的强调与提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他对佛教义理的取舍以及对时代精神韵反映,属于。修学”的范畴,实现佛教修行目的的辅助手段。
杨文会佛学思想的近代特点(选自《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
作为晚清时期中国居士佛学的典型代表,杨文会的佛学思想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与时代特色。没有杨文会,后来中国居士佛学的复兴也就无从谈起;而没有清末民初居士佛学的兴起,中国近现代佛教的振兴历史也将被改写。至于杨文会个人的贡献,黄忏华曾经说:“嘉庆以后,佛教凌夷不振,;既而迭遭兵事,寺院经典同罹劫火,仅而如线之佛教荡然无存。未几,石埭大师杨文会出,远绍紫柏之大业,刊行单行本藏经,弘布佛教于海内,又广求失佚之古本于海外,于是隋唐诸宗大德之章疏复归于中国,开百年之绝学焕然中兴,中国之佛教自是进入一新时期。“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比较公允的。之所以称为”基本“,是因为这种评论没有着重探讨杨文会的佛学思想,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杨文会的贡献仅仅局限在一些佛学活动上。但事实上并不尽然。

大学教授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杨文会 教授
 男,祖籍河北涞水,1954年10月生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
,现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从事艺术设计及装饰艺术设计教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河北省建筑装饰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室内设计协会第23分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地方教材审查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师从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郑可先生学习雕刻技艺,深得先生治学之精髓,从创作思路到制作技巧均有提高、理论上的把握,为创作实践铺平了道路,其雕刻作品带有浓郁的装饰意味,部分作品参加全国第五届工艺美术展览,其中叁件获优秀奖,《北京周报》画廊专版以英、日、德、西、法五国文字刊发,昱年应日本邀请赴米子市展览。
1988年以来研究环境艺术设计理论及创作实践,先后主持设计北京金玉大厦、清华紫光二期等多项室内设计任务。参加全国第二、三、四届室内设计大展,获两枚银奖一枚铜奖。先后完成《居室装潢与陈设》(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环境艺术教育》(人民出版社,2003年)、《装饰艺术设计》(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撰写专业论文数十篇。对曲阳石雕的历史及理论有深入研究。
现从教的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设有艺术设计本科专业及设计艺术学硕士授权点,并主持该专业的教学,培养学生注重理论研究,同时加强社会实践,所带班级经常参加国内、外专业设计大赛,取得了多项奖励,毕业生水平深得业内人士赞许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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