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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Tsung-Dao Lee,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20世纪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 李政道教授除在中国开设长期讲座外,还倡议并创立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在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内,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 1985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6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每年回中国亲自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并指导CCAST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对提高科技人员的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北京大学建立了北京现代物理中心(BIMP);其后,成立了在母校浙江大学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和在复旦大学的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

家世背景

李政道的曾祖父李子义是江苏东吴大学(即苏州大学)的前身苏州博习书院创建人之一。李政道的伯祖父曾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达数十年,伯父也在博习医院和东吴大学任职数十年。
1950年代,台湾时期,李政道在台湾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二哥李崇道(李崇道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曾任中兴大学校长、农委会主委)、二嫂许淑英,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学,以“掩护匪谍”罪名入狱。张明璋女士去世后,李政道将母亲骨灰带回苏州安葬。

履历年表

李政道, 本姓陈,五世祖是太平天国部下,后太平运动失败改姓李,政道改姓陈。江苏苏州人,母亲浙江宁波人,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曾就读于东吴大学(苏州大学)附中、江西联合中学等校。因抗战,中学未毕业。
1926年 出生于上海
1943年江西联合中学毕业
1943年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学之路,师从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
1944年 转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大
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推荐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
195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天文系助理研究员,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
1950-51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研究员和讲师。
1951-53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员。
1953-1960年历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科学研究领域。
1956年 与杨振宁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
和杨振宁的合影

和杨振宁的合影

1957年 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8年 与杨振宁、吴健雄同获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奖,并被授于普林斯顿大学物理荣誉博士学位
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1961年 受推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63-64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64-84 哥伦比亚大学费米物理讲座教授。
1984年 回国参加第十六届中研院院士会议
1986年 出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终身主任;并担任北京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主任。12月,哥大为李政道举行六十大寿庆典
1988年 在北京主持召开同步辐射应用国际讨论会
1984年他获得全校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他的兴趣转向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阵,以及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的研究。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科学论文。为南方科技大学校名题词!
1986-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 WL)主任
朱镕基、温家宝同志接见李政道

朱镕基、温家宝同志接见李政道

1986- 北京现代物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
1988- 浙江现代物理中心主任(浙江大学
1997-2003 RIKEN-BNL研究中心主任
2004- RIKEN-BNL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1985-93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理事会成员
1990-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董事会成员

研究领域

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很宽,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方面的工作也颇有建树。1949年与罗森布拉斯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1952年与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1957年与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电荷共轭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动理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1964年与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销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

著作出版

粒子物理和场论引论
Harwood科学出版社,1981
李政道文选1-3集,G. Feinberg编辑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6
宇称不守恒三十年——李政道六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
对称,不对称与粒子的世界,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8
李政道文选,1985-1996,任海沧、庞阳编辑
Gordon and Breach, 1998
科学与艺术,主编:李政道,副主编:柳怀祖
物理的挑战,李政道著
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季承、柳怀祖、滕丽编辑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简体字本)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繁体字本)

荣誉奖项

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国科学院

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国科学院

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1957年,爱因斯坦科学奖
1969年,法国国家学院G. Bude奖章
1977年,法国国家学院G. Bude奖章
1979年,伽利略奖章
1986年,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
1994年,和平科学奖
1995年,中国国际合作奖
1997年,命名3443小行星为李政道星
1997年,纽约市科学奖
1999年,教皇保罗奖章
1999年,意大利政府内政部奖章
2000年,纽约科学院奖
2007年,日本旭日重光章

名誉学位

1958年,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博士
1969年,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博士
1978年,纽约市立大学科学博士
1982年,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物理学博士
1984年,Bard学院科学博士
1985年,北京大学科学博士
1986年,美国Drexel大学文学博士
1988年,意大利Bologna大学科学博士
199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博士
1991年,美国Adelphi大学科学博士
1992年,日本筑波大学科学博士
1994年,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科学博士
2006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科学博士

名誉教授

1982年,暨南大学
1982年,复旦大学
1984年,清华大学
1985年,北京大学
1985年,南京大学
1986年,南开大学
1987年,苏州大学
1988年,浙江大学
1993年,西北大学
1998年,上海大学
2000年,兰州大学
2002年,厦门大学

特邀讲座和院士

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Loeb特邀讲座
195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1961年-1963年,美国Sloan 基金学者(Sloan Fellow)
1962年,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Loeb特邀讲座
196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66年,美国Guggenheim基金学者(Guggenheim Fellow)
1982年,意大利 Lincei国家科学院院士
1986年,华盛顿大学Jessie与John Danz讲座
1994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5年,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Herman Feshbach物理学讲座
2003年,梵蒂冈Pontifical 科学院院士
2004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科技委员会顾问

人物评价

作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广义相对论等方面建树颇多。“物理成了他的生方式”将物造性地提出新问题、新思想在科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对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李政道的经历表明,"物理"决不是他的生活方式的全部。艺术与祖国的历史文化强烈地熏陶、感染、吸引着他,使他“在哲学与人文艺术领域,也有独到的见解”,在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上造诣极深。
对科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独特见解
不少人惯于把科学和艺术看成是毫无内在联系的完全不同的东西:科学注意实在、求问,其价值标准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科学家相当冷静,擅长理性(逻辑)思维;艺术家富于情感,直觉(形象)思维是其特长;科学发现靠的是智慧,艺术发现依赖于情感。两者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意识和下意识、理性和情感的关系问题,二是发现的评价问题。”由此,长期以来两者各行其道,各谋其事。比如,爱仑·坡、科勒律治、济慈和布莱尔等一些诗人,就认为科学与诗歌的关系是“人类精神的对立的两极,二者所要求的敏感性与才能是不一致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李政道独辟蹊径。他认为整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他一直主张将科学与艺术进行对比和联系起来研究,多次总策划了科学与艺术通过绘画、音乐、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进行交流和对话。在1993年6月6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研讨会上,李政道首次做了《科学与艺术》的演讲。他旁征博引,从李白的《把酒向月》、苏轼的《水调歌头》,到迈克尔逊和莫雷1887年的光速试验,普朗克1900年发现的黑体辐射公式;从科学与艺术对称和不对称的表现方式到欧几里德和非欧空间、超弦理论等方面,对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作了精彩的阐述。此后,又在1995年5月北京的"自由电子激光国际研讨会"、10月的"科学和艺术展示研讨会"、1996年5月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艺术与科学演讲会"、1997年5月在炎黄艺术馆举行的"科学与艺术研讨会"、1998年6月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科学与绘画展览会"、1999年6月8日在北京医科大学举行的"林俊卿嗓音边缘科学暨'科学与艺术'研讨会"等不同场合中以不同的方式多次畅谈“科学和艺术”这一主题。1998年4月,在发表于《文艺研究》98年第2期上的"艺术与科学"一文中,李政道从“复杂与简单”、“静与动”、“科学的发现与艺术的表达”、“对称与不对称”、“真理的普遍性”等五个方面,对"科学与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和评价。他向来确信,"科学和艺术是不能分割的"。她们的关系是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关联的。伟大艺术的美学鉴赏和伟大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关于智慧与情感的问题,李政道有着辩证的观点,没有情感,智慧不能开创新的道路;没有智慧,情感无法达到完美的境界。所以,科学和艺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在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上,李政道历来站在哲学的高度,反对把两者抽象对立起来,而是采取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即从两者融合的视角加以确定。在他眼里,科学与艺术是互为条件的,并具有丹麦科学家N·玻尔曾指出的那种“互补性”,两者的创造性和系统功能是一致的。他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等,用创新的手法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科学,例如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家抽象的阐述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创造就越深刻。尽管自然现象不依赖于科学家而存在,它们的抽象是一种人为的结果,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他特别强调,“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艺术和科学一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1999年6月8日,他再次强调,“科学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种对科学与艺术关系的独特见解,是李政道毕生融合科学与艺术的亲身体会和系统总结,也是他的智慧与情感二元性的充分展现,是以往学者所没有表述过的。尽管一些科学家或艺术家出于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侧面论及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如,穆斯泰·伽里姆的“科学探索大自然,而艺术探索人的心灵”;契太依戈罗茨基的“科学著作的生命短,而艺术则可以永葆青春”;巴尔扎克的“艺术家的猜想与科学家的发现多么相似”,爱因斯坦的“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音乐需要同样的思维过程”等,但均没有象李政道这样给以准确的定位,并予以完整的阐述。他不仅打破了传统说法,而且有了创新,精辟地揭示了科学与艺术之间过去“尚未揭示出”而“应该揭示出”的关系以及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综合美。
追求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综合美
李政道教授演讲

李政道教授演讲

众所周知,科学家艺术家审视、认识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惟有美能把两者统一起来。美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属性,是大自然的一种和谐,也是科学家和艺术家追求的共同目标。当然,科学与艺术有着各自独立的美。科学美包括自然美、理论美等,宏观上的这种美容易被人们感悟到,微观上的这种美却唯有科学家才能领略到。艺术美包括形象美、音韵美等,这种美通常易被人们发现和接受。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美的鉴赏,已不限于或满足于单独的某种美。多样化、综合性是一种根本趋势。而要鉴赏和接受综合美,人类不仅需要智慧和情感,还必须使科学艺术化和艺术科学化,对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后形成的综合美作出判断和评价。正如普恩凯莱所指出的那样:“科学达不到艺术的程度就是作为科学不完备的程度。艺术如不体现科学美就意味着艺术的不成熟。”
  “科学与艺术虽然研究方法不一样,但都是追求真理的普遍性,也可以说就是追求美。”李政道曾在1995年10月的研讨会上表明这一鲜明的观点。他积极倡导、孜孜追求的目标之一是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综合美。对于科学美,李政道早已十分熟悉,对于艺术美,他也是非常在行,而对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综合美,他也已深层领略。李政道曾多次例举了他领略这种综合美的情景。其中之一就是他是怎样看待屈原的《天问》并从中得到综合美的享受的。《天问》可谓“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对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李政道在潜心研究《天问》后,认为其是“基于几何学的分析,应用精确的推理,并且以气势磅礴的诗句写成的宇宙学论文”,既有非常浪漫的形象设问,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最深刻地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具有“中国文化固有的内涵”,是典型的科学与艺术融合的范例,使人享受到由此产生的综合美是不言而喻的。
通常而言,人的审美价值观决定了人的审美结果。李政道的审美价值观十分不凡,且对他的审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对称具有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的特点,在物理学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自然界中的对称是一种“产生于平衡的比例的形式美”,是一种静态美,也是一种简洁美。而自然界中的不对称同样也是一种美,是一种动态美、复杂美。物理学家通常重视宏观上的对称美,因为根据对称性原理可以描述出自然界宏观上的普遍规律。如,麦克斯韦于1879年提出的四个方程式,就具有绝妙的对称美;人们对爱因斯坦1916年发现的广义相对论的确信,是因为其最富有艺术性的对称美。而李政道在重视宏观的对称美的同时,特别关注微观世界的不对称性,亦即动态美。他善于把宏观上的对称美与微观上的不对称美有机地统一起来,以艺术美的形式表达、展现出来。因为,他深信“微观的世界与宏观的世界两者是分不开的”。他的这种审美价值观,与艺术家兼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凡属出众的美无不在其匀称方面有某种独特之处”的审美标准,与科学家海森伯“美是各个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真正的协调一致”的审美标准相吻合。这表明李政道的审美价值具有综合性特点。
  显然,李政道与杨振宁1956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就受了这种综合性审美价值观的有益引导,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明说。他与杨振宁在研究基本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下有左右不对称的现象中,追求并领悟到宏观的对称美与微观的不对称美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后形成的综合美,确认了该定律,进而揭示出其中的美学原则和普遍意义。他指出:“科学与艺术的很多内容是基于对称与不对称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至的1994年李政道在参观西安博物馆时发现的“左右”是汉代竹简中“左式”演变而来时,他顿悟当年“宇称不守恒定律”“正是基于实验证实了基本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中镜向性的镜向不对称”]而确立的,“文字上的演变与科学上的进展,竟有相似的思路”。遂写一诗表达感想:汉代式系镜中左,近日反而写为右;左右两字不对称,宇称守恒也不准。
  从美学的角度看,科学与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李政道的顿悟为人类认识未知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具有强烈审美感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创造者;具有综合性审美价值观的科学家,才最可能有重大的科学发现。

人物其他

李政道与杨振宁

李政道与杨振宁于1940年代末开始亲密而富有成果的合作,两人共合作发表32篇论文,但这个合作在1960年代初终止。两人从此分道扬镳,成为华人学术界的憾事。
关于他们个人关系分裂的原因,李杨双方偶有公开叙述,然而各有说辞,令外界对真实原因依然不得而知。李政道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对于李杨关系有生动的比喻。“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李政道接着说:“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杨振宁曾形容他和李政道的关系,“有时候比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这样深厚的一个关系,破裂的时候,我想跟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在同一等级的痛苦。”杨振宁表示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与李政道的决裂是他今生最大遗憾。

故土情深

李政道十分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自1972年起多次回中国访问讲学。1980年以来,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贡献。他受聘为暨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政道博士

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政道博士

他积极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
在科学上早熟的李政道,1956年30岁时便升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亲自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因而在1974年5月30日会见毛泽东主席时,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的建议受到采纳。1979年他去合肥访问时去科大少年班看望了同学们,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李政道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主张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和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等等。这些建议都一一得以实现。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实乃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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