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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州城南晁喜铺)人。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的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授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在政治上力主削弱诸侯势力,维护汉王朝统一,触怒了朝内贵戚勋臣和诸侯的利益,因而遭到激烈反对。后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简介

晁错 像

晁错 像

晁错(音cháo cuò),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汉初学者和积极的政治改革者。曾随张恢习申商刑名之学,向伏生学《尚书》。据说他个人曾使《书经》免于亡佚。文帝时官太常掌故、博士、太子家令,迁至中大夫。有辨才,号称“智囊”。景帝初,官御史大夫。曾先后上书言兵事、边防,主张重农贵粟,力倡削弱诸候,更定法令,招致王侯权贵忌恨。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以“讨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因此被杀。事迹见《史记》卷一百一、《汉书》卷四十九。
《汉书·艺文志》载晁错有文三十一篇,多数已佚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而后又被选拔去读《尚书》,可以说是学贯儒法。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汉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晁错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汉书》的《食货志》、《袁盎晁错传》等篇。

生平

政治立场

晁错是献身于汉帝国中央集权事业的政治家。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中央集权。比贾谊更坚强,是一个能有条理和系统地分析当时问题的务实的政治家。他劝景帝勇敢地对付诸王的挑战;他总结了影响与匈奴关系的战略和战术;他力主采用为国家增加农业生产的措施。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他发展了汉高祖的“重农抑商”政策。同时主张将内地游民迁到边塞屯田,既开发了边疆,又减少了内地对边塞的支援,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晁错在任太子家令时,就上书文帝《言兵事三章》(后人称为《言兵事书》)分析自高皇后以来对匈奴一直消极抵抗,片面求和的危害性,提出了“募民徒塞屯田”的主张,文帝采取了这一主张,“绝匈奴不与和亲”。令大批内地人迁往边疆屯田
晁错为人刚直,在政见上与群臣多有不合。最致命的是,晁错急于推行,而当政的景帝一度犹豫,未能及时采取行动。这些致使对“削藩”政策不满的刘姓诸侯于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发动了“七国之乱”,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威逼景帝。景帝为平息事态,无奈道:“吾不爱一人而谢天下”,遂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时年四十六岁。

文学贡献

据《汉书·艺文志
晁错书籍

晁错书籍

著录,晁错有文章三十一篇,然大多已不存,现传的只有散见于《汉书》中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等少数几篇政论散文
作为与贾谊相颉颃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不仅应合当时时代的热潮,积极总结古代圣王治世和秦朝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如其《贤良文学对策》答明于国家大体 时,为 窃以古之五帝明之 ,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 时,为 窃以秦事明之 等。而且,晁错还以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满腔热情,将其视角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通过分析论证,不失时机地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具体措施,往往起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晁错为直言敢谏,为发展西汉经济和巩固政权,他制订并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的政策,期间还写有《说景帝前削藩书》、《募民徏塞下书》等大量政论性文章。

太子智囊

晁错年轻时,曾在轵这个地方向一
晁错

晁错

个名叫张恢的先生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因此司马迁曾说:“贾谊和晁错明申商”,就是说他们都是法家。但是,应该补充说,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法家,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晁错,曾以文学,(指一般的学问)为太常掌故(负责祭祀的太常的一种属官),在此期间,被派到济南伏生那里,去学习儒家经典《尚书》。学习回来以后,就向文帝讲述《尚书》的内容和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赏识。文帝便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后又改为门大夫(这两种都是太子的属官),再升为博士。
大约在任博士期间,他写了《言太子宜知术数疏》,文章指出:一个君主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君主必须懂得怎样统驭臣下,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而不受欺骗和蒙蔽;懂得怎样使万民生活得安定并且得利,那么海内就一定服从。懂得怎样使臣、子以忠孝事上,那末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完美了。这四项,是我为皇太子考虑的当务之急。晁错驳斥了一些朝臣认为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国家的事的意见,认为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下杀害,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术数”的缘故。现在太子书读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背诵书本,那是劳而无功的。他建议文帝选择圣人之术中在当今切实可用的,赐给皇太子学习,经常让太子在你面前陈述自己的看法。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认为说得很对,于是就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太子府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职责是主管庶务。由于晁错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他的言行,对刘启有了重要的影响。

出谋划策

晁错

晁错

在文帝朝,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侵扰狄道,陇西军民以少击众,打败了匈奴军队。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对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事实进行总结,论述了抗击匈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论述了战争中激励士气和选择良将的重要性,着重分析了战争中地形、士卒训练有素、武器锋利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水沟沼泽、山地丘陵,宜于步兵作战,战车、骑兵二不
晁错

晁错

当一;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河流山谷地区,高下相临,宜用弓箭,短武器百不当一;两军逼近,平地交战,宜用长戟,剑盾三不当一;道路曲折隐蔽,狭隘、险要之地,宜用剑盾,弓弩三不当一。这是讲的地形与兵器使用的关系。士兵不经过挑选和训练,作风拖拉,行动不齐,战机有利时不能及时赶到,不利时不能迅速转移,不能听从指挥,这样的军队百不当十。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武器装备不精良,等于把士兵断送给敌人;士兵不会作战,等于把将领断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断送给敌人,君主不善于选择良将,等于把国家断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的要领。晁错还具体分析了汉军和匈奴军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指出匈奴军有三长,汉军有五长,提出应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同时指出,汉朝地广人众,可兴数十万之师,以十击一。晁错还建议争取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如义渠等族来归附的有几千人,生活习俗与长处和匈奴相同,可以发给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并派熟悉他们习惯并能团结他们的良将去统帅他们,让他们把守险阻的地方;而平地要道则派汉军守卫。这样可以使两者相互配合,发挥各自长处,这就是万全之术。

真知灼见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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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对《言兵事疏》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来代替轮番戍边的办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新的建议。
晁错首先总结了秦朝戍边政策的历史教训。那时,从远地戍边士兵不服水土,运粮困难,病死不少;加上秦法严酷,误期要判死罪,终于激起陈胜起义,秦朝灭亡。他又分析匈奴军时来时去、经常骚扰的特点,汉军轮番戍边的办法无法对付,缺点很明显。因此,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其要点是:一、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长期安家落户,先由政府供给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规划耕地,直到能够自给为止;二、按军事组织编制移民,并实行军事训练,平时耕种,战时出击;三、建筑防御工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并设滚木、蒺藜。这些措施,切实可行,足以巩固边防。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国之贤良

小人书

小人书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重要问题,提出征询(这叫“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在回答“明于国家大体”的问题时,晁错以古时五帝的事迹来阐明。听说五帝十分贤明,臣子都比不上他,所以他们亲理政事,每天在正殿处理政务,在明堂颁布政令;各项措施上符天意,下顺地利,深得民众拥护。众生万物没有不受其好处的。因此,气候调和,四季分明,日月光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无灾无疫,百姓安康。这就是符合天地之意,明了治理国家的要领所收到的功效。
在回答“通于人事终始”的问题时,晁错以历史上三王之事来阐明。听说三王之时,君主与臣子都很贤明,所以共同商议政事,决定天下安定的大计,都以人情为根据。晁错列举了人情所希望的长寿、富裕、安定、闲逸,三王都不加伤害、阻止、妨碍,而是加以保护、扶持、爱惜。制订法令,要合乎民情才实行;动用民力,要根据民众的情况,然后才去做。要求别人象要求自己一样,宽恕别人象宽恕自己一样。人情所憎恶的,不要强加于人;人情所向往的,不要强令禁止。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和睦相亲,国家太平安宁,君王地位巩固,恩德延传到后代。这就是明了一切根据人情来办事的功效啊。
在回答“直言极谏”的问题时,晁错以五霸之事来阐明。听说五霸不如他们的大臣,所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大臣,让他们去处理。辅佐五霸的大臣,他们经常检点自己而不敢欺骗君主,奉法令而不徇私,遭患难而不避死,见有才能的人而不压制,受俸禄不过量,不让无能之人居高位。有这样的品行,可算是方正之士了。大臣们制订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苦民伤众”。他们实行奖赏,是表彰人们忠君孝亲的功绩,而不是无故把民财随便给人,百姓就不会怨恨;他们施行刑罚,不是放纵自己残暴之心去乱杀人,而是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国家的人,定罪量刑得当,犯罪者知道罪有应得而不抱怨。如此法治,可以说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请君主更正,不使害民;对君主的暴虐行为,不应顺从,而要帮助纠正,不使国家受害。纠正和补救君主的过失,显扬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内无邪恶的行为,外无污浊的坏名声。这样来辅佐君主,可以说是直言极谏之士了。
剧照

剧照

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以秦朝的教训来说明。听说秦开始统一天下时,君主的贤明不及三王,他们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统一事业完成得很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形有利,山川富饶,财用充足,百姓善战;再加上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能,意见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强。本国富强而邻国混乱,正是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始皇能兼并六国。在那时,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秦始皇。但是后来衰弱下来了,那是因为任用了不肖之徒和听信了谗言之贼;大造宫殿,贪得无厌,民力疲尽,征收赋税没有节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谄媚求存,骄横放纵,不顾祸患;凭着高兴而随便赏赐,发泄怒气而胡乱杀人;法令烦多残酷,刑罚严厉残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亲自射杀百姓取乐;贪官污吏乘法令混乱之际,擅作威势,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秦末开始乱的时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也受到官吏的损害;最后,连皇族和朝廷大臣们也受侵害。因此,闹得人人自危,个个怨恨,离散逃亡,人心涣散。陈胜带头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灭亡。晁错这个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中肯而切实的。
最后,晁错指出,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富裕,盗贼还未减少,边境尚未安宁。所以会这样,想来是陛下没有亲自管理国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缘故。而那些大臣才能不及陛下,恐怕会把有的大事耽误了。我虽愚昧无知不自量力,但也深深为陛下惋惜。
晁错的对策,深得文帝的嘉许,因此,文帝就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

备受信任

晁错论

晁错论

对地方诸侯王危害西汉王朝的问题,晁错与贾谊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当时,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则持反对态度。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景帝。景帝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丞相申屠嘉对此心中十分不满,但无法伤害晁错,只好寻找机会。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就另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申屠嘉知道后大怒,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单独向皇帝说明情况。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对申屠嘉说:“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这样一来,晁错就更加显贵了。

替罪羔羊

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策划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胶西王刘印那里去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并夺天下,“两主分割”。刘濞听了应高的回报,怕刘印翻悔,自己又乔装打扮,秘密到胶西,亲自与刘印订立了叛乱的盟约,刘印又发使串连齐地诸国,刘濞发使串连楚、赵诸国,相约一起反叛。
晁错故里

晁错故里

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景帝立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太尉烃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景帝召见窦婴时,窦婴以有病为由加以推辞。景帝对他说:“现在国家有危急,王孙(窦婴的字)难道可以推辞吗?”窦婴这才接受了任命。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当此之时,晁错本人又有两件事处置失当,更增加了这种危险。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使景帝产生了对他的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一件是追究袁盎预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之罪。本来,袁盎同晁错两人的成见就很深,每当晁错在坐时,袁盎就走;袁盎在坐,晁错也走:两人从来没有一起说过话。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晁错当了御史大夫以后,派人审查过袁盎受贿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从宽发落,削职为民。吴楚七国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晁错还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对他的属官说:“袁盎受过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他不会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审问袁盎预知吴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个属官说:“现在这么办恐怕没有好处,而且估计袁盎还不至于会预先知道谋反。”由于证据不足,晁错犹豫不决。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袁盎惊恐万分,连夜去见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对头,决定以谋害晁错的办法,来保护袁盎

腰斩东市

于是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当时,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坐。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无能为力呢?”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这时,晁错插话了:“袁盎你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在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愤恨。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袁盎这番话,完全重复了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没有识破它,同时也因为吴楚兵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陈嘉联名上了一封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这时,晁错本人还完全蒙在鼓里呢!
诛杀晁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忠臣无罪,惨遭杀害,这真是一个悲剧啊!
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这样,吴王刘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
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死,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对晁错一个人。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听了邓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杀了晁错吴楚仍不退兵的事实,使景帝如梦初醒,他叹了一口气,对邓公说:“你说得很对,我也悔恨了。”但后悔已经晚了。邓公这番话,显示了他的见识高深,得到了景帝的赏识。于是,就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用牺牲晁错和恢复被削封地的妥协办法不能使吴楚七国退兵,景帝就只有坚决使用军事手段,来平定叛乱。二月中,景帝下了一道诏书,号召将士奋力杀敌,同时下令严惩参加叛乱的官吏,从而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在周亚夫等路军队的攻击下,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刘濞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彻底粉碎了。
晁错虽然牺牲了,但晁错为之奋斗的事业还是被继续下去。景帝在平息吴楚七国叛乱之后,趁机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他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给他们派去官吏;他又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这就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仅得租税而已。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晁错当然不是完人,他的缺点很明显,但是,在那个时代,他确是一个进步的杰出的人物,是一个政治家。明代李贽曾说:“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热情赞扬了晁错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应该说,这种精神是很可宝贵的。

评价

学问大家

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所以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智慧之人

晁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他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时常研究国家大事,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论贵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汉景帝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汉景帝还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兴了。

能言善辩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
第一个被惹毛的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个岔子就要杀晁错,找了个什么岔子呢?晁错不是当内史吗?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长,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就南边开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南边开一个门就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错得到消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就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这个事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儿朕知道了,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那是外墙。那我们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宫、太庙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墙,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没戳到里面去,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没有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错一上台就气死一个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定晁错,还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这个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叫“门不受私谒”,什么叫“门不受私谒”?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有事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袁公有什么事吗?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嘛,所以这件事情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就是他拿了这个判决来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发现如果这个案子有疑点,比方说证据不足,程序不对,发回去重审,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确实是证据确凿,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能赦免他,他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流着眼泪,一边哭,一边读,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这么一个人,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你说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想而知了。

性情耿直

从政的晁错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然而他的性格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性格不好,性情耿直,比较认死理。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颍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必须这样做呀!不这样做,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为自己一点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你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不二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会以自己来划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那么你要兼听的话,你就不能说我是一心为公的,你们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削藩

为什么说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为什么要主张削藩?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不是很合适吗?我们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后世论点

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一开始,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那样一些人才可以担当这样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厉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想清楚了没有呢?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有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没有了,所以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他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惧”,“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做的事情,讲清楚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难做的,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你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应该预计到,你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然后“徐为之图”,没有。

当局者迷

吴楚叛乱以后,晁错自己也蒙了,可以说是景帝、君臣都蒙了,虽然他们有一点思想准备,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削藩以后,他们会不会反呢?晁错说:不管他的了,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汉景帝说:是啊,是要反的,我们就搞他一下,两个人说,真反啊,他们还真反啊,没有主张了,完全没有主张。

失误

第一个

提出杀袁盎
为什么要杀袁盎呢?因为袁盎原来是吴国的丞相,袁盎到吴国去的时候,他就不想去,他觉得吴王这个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而是他是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国家又强大,我去做一个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吴国他们两个有矛盾,我夹在当中,我不是风箱里的耗子啊?他不想去。有人就跟他出一个主意,说你反正会喝酒,你去吴国以后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这个中央派使节来问吴国怎么样?你就报告说吴王不造反,吴王没有造反的意思,袁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被晁错找了个岔子罢了官,现在是一介草民。这个时候吴国一造反,晁错就把他的御史府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说你看看,我主张把袁盎杀了,因为袁盎接受吴王的贿赂,老是来报告说吴国不造反,现在吴国造反了嘛,我们现在只要把袁盎一杀,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搞了什么鬼名堂了。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说这个部长啊,这个吴国要是没造反,你把袁盎杀了,说不定还有用,你把袁盎抓起来看吴国有什么反应,现在吴国反都反了,兵都打过来了,你把袁盎杀了有什么用呢?再说袁盎也是我们朝廷的大臣嘛,不是吴国的大臣嘛,他怎么会有阴谋诡计呢,就不同意杀。不同意杀,晁错就在那里犹犹豫豫举棋不定,消息就传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就出去找窦婴。因为袁盎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罢了官了,没有资格见皇帝,窦婴就赶快去找汉景帝,说你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因为袁盎是吴国的丞相,他熟悉吴国情况,我们现在既然要对付吴国造反,我们应该请袁盎来讨论一下。
汉景帝觉得有道理,就召见袁盎,召见袁盎的时候,晁错在旁边,汉景帝就说:袁盎,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你熟悉吴国的情况,你觉得吴国的造反能成还是不能成气候啊,袁盎说:不能成气候。汉景帝说:怎么可能不成气候呢?你想想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那么有钱,一大把白头发,他还造反,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会反吗?袁盎说:吴国有钱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吴王招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都是一些黑社会,这些人是没有义的,不忠不义的人,不忠不义的人怎么能打得过我们正义之师呢?肯定不能成气候。汉景帝一听,这个人不错,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袁盎说:臣有一个主意,但是只能单独和陛下汇报。景帝说:好好,走开,晁错还站那儿,袁盎说:“国家机密,人臣不得与闻”,景帝只好跟晁错说:你也走,晁错就只好走掉了。袁盎说了一句话:“今计独斩错”,现在我的一个锦囊妙计就是马上把晁错杀了,因为古人打仗讲究的是师出有名,你如果没有名义去打仗是打不赢的,那叫做不义之师。现在吴楚两国的旗号是什么呢?他不是造反,因为吴楚两国一再说,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清君侧”,我们是帮助皇帝,我们是巩固大汉江山,那么最好的办法,不管他是借口也好,是旗号也好,是真实原因也好,最好的办法是把他这张嘴堵起来。堵他这张嘴的办法是杀晁错,杀了晁错,它就没有起兵的理由了,它就不战而退。“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乱。景帝就说,我想想吧,如果真的能起作用呢,我也不在乎一两个人的,这一两条人命又算什么呢?这是晁错的第一个错误,他不该提出杀袁盎,他不提出杀袁盎,袁盎也不会杀他。

第二个

他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苏东坡说:谁都知道外出打仗是危险的,留下来看家是安全的,谁都知道的。你怎么能在这个紧急关头,你怎么能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这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的,所以苏东坡说:这才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说你晁错这样做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线,你自己躲在家里面,是不是等皇帝打败了以后,你当皇帝?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苏东坡说,这个时候,没有袁盎,晁错也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晁错这时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大将军,我带兵去打,然后我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让皇帝觉得很安全,他会杀你吗?他只会派军队,给钱,给粮,给草,支援你去打。你打败了,死掉了,你是烈士,打胜了,打赢了,你是功臣,你怎么会想出这个馊主意来?  当然了,晁错最大的错误那是太相信皇帝了,他认为他忠心耿耿,他认为他一心为公,他认为他一往无前,他认为他奋不顾身,他认为他给皇帝出了这个好主意,皇帝怎么着会保他,没想到,文帝、景帝虽然在历史上算是好皇帝了,同样是要杀人的。这就是晁错之错,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的,要有后盾的。而他这种孤军奋战,是既无后援,就是朝廷的大臣不帮他,也无后盾,就是最后皇帝也不帮他,皇帝也舍弃他。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记载

原文

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於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峭直刻深。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徵,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壖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壖垣。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固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却。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馀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彊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脩黄老言显於诸公间。
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後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袁丝公直,亦多附会。揽辔见重,却席翳赖。朝错建策,屡陈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国泰。悲彼二子,名立身败!

译文

晁错是颖川人。曾经在轵县张恢先生那里学习过申不害和商鞅的刑名学说,与洛阳人宋孟和刘礼是同学。凭着通晓典籍,担任了太常掌故。
晁错为人严峻刚正,却又苛刻严酷。孝文帝的时候,天下没有研究《尚书》的人,只听说济南伏先生是原来秦朝的博士,研究过《尚书》,年纪已经九十多岁,因为太老无法征召他来,文帝于是下令太常派人前往学习。太常派遣晁错前往伏先生那里学习《尚书》。学成回来后,趁着向皇上报告利国利民的事,称引《尚书》予以说明。汉文帝下诏令,任命晁错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晁错凭着他的辩才,得到太子的宠幸,太子家称他为“智囊”。汉文帝的时候,晁错多次上书,说到削减诸侯势力的事以及可以修改法令的事。几十次上书,汉文帝都没有采纳,但认为他有奇特的才能,提升为中大夫。当时,太子称赞晁错的计策谋略,袁盎和诸位大功臣却大多都不喜欢晁错。
汉景帝继位后,任命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请求皇帝单独与他谈论政事,景帝每每都听,宠幸他超过了九卿,晁错修改了不少的法令。丞相申屠嘉心里不满意,但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毁伤他。内史府建在太上庙围墙里的空地上,门朝东,出入很不方便,晁错便向南边开了两个门出入,因而凿开了太上庙的围墙。丞相申屠嘉听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打算就这次晁错的过失写成奏章,请求诛杀晁错。晁错听到了这个消息,当夜请求单独进谏皇上,具体详细地向皇上说明了这件事情。丞相申屠嘉上朝奏事,乘机禀告了晁错擅自凿开太上庙的围墙做门,请求皇上把他交给廷尉处死。皇上说:“晁错所凿的墙不是大上庙的墙,而是庙外空地上的围墙,不致于触犯法令。”丞相谢罪。退朝之后,生气地对长史说:“我本当先杀了他再报告皇上。却先奏请,反而被这小子给出卖,实在是大错。”丞相终于发病死了。
晁错因此更加显贵。晁错被提升为御史大夫,请求就诸侯的罪过相应地削减他们的封地,收回各诸侯国边境的郡城。奏章呈送上去,皇上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一起讨论,没有一个人敢非难晁错的建议,只有窦婴与他争辩,因此和晁错有了隔阂。晁错所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诸侯们都叫喊着反对,痛恨晁错。晁错的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就从颖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刚继位,你执掌政权,侵害削弱诸侯的力量,疏远人家的骨肉,人们纷纷议论怨恨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晃错说:“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不这样的话,天子不会受到尊崇,国家不会得到安宁。”晃错的父亲又说:“照这样下去,刘家的天下安宁了,而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要离开你回去了。”便服毒药而死,死前说道:“我不忍心看到祸患连累自己。”晃错的父亲死后十几天,吴楚七国果然反叛,以诛杀晁错为名义。等到窦婴、袁盎进言,皇上就命令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把他处死。
晁错死后,谒者仆射邓公担任校尉,攻打吴楚的军队时,他担任将领。回京城后,上书报告军事情况,进谏皇上。皇上问道:“你从军中来,听到晁错死了,吴楚的军队退了没有?”邓公说:“吴王蓄意谋反已经有几十年了啊,他为你削减他的封地而发怒,所以以诛杀晁错为名义,他的本意并不在晁错呀。再说我担心天下的人从此都将闭口,再也不敢进言了。”皇上说:“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强大了不能够制服,所以请求削减诸侯的封地,借以尊宠朝廷,这实在是关乎万世的好事啊。计划才开始实行,突然遭到杀戮,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口,对外反而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足取的。”此时景帝沉默了好久,说:“您的话很对,我也悔恨这件事。”于是任命邓公担任城阳中尉。《汉书·晁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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