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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作的政治哲学著作。

简介

《春秋繁露》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史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为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着的《春秋繁露》中。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玉杯》、《蕃露》等数十篇。《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蕃”与“繁”古字相通。《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中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其版本有《永乐大典》所载《宋本》,明代兰雪堂活字本,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校刊本。注释本有清代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等。

主要内容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前179一前104)撰。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干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除此书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编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四库全书总目》云: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
《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此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及《双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为所著书名,数十篇,十余万言;今存《玉杯》、《竹林》则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尽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库全书总目》却认为,书虽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仲舒在书中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封建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
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秘化,理论化,作出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如仲舒创造的“人副天数”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作用,人身也兼备着贪仁两种本性等等。
概括而言,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仲舒的历史观。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新个王朝重新享有天命。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传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库全中》本,光绪五年(1879)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附张驹贤《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备要》本及1975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点校本收入到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裏面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的发展。
《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
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楚庄王》)。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虽然尚未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正是董仲舒的“神学蒙昧主义”在制约着皇权,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社会又还没有出现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时代,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统的天人感应论在制约着皇权,使皇上不敢为所欲为,正是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维系和制衡着社会力量,这对家天下时代有效防止天子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说,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笑话古人的愚昧,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得比我们要深刻和长远得多。
《春秋繁露义证》
清苏舆撰著。苏舆字厚康,一字厚庵,湖南平江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改庶吉士,官邮传部郎中。曾学于王先谦之门。所辑录《义证》,是研读《春秋繁露》的必备之作。
此公和他老师一样,学术上成就大,兼容并包,但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当时极力反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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