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新儒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如荀子的学说,就曾被称之为“新儒学”。自汉代董仲舒及其以后,“新儒学”则更是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了。“董学”即董仲舒的学说、宋代理学等等,都曾经被冠之为“新儒学”。而到近现代,“新儒学”则更是被广泛使用,出现了自命以宣扬“新儒学”为己任的所谓“新儒家”,并分为几代。然而,伴随改革开放以后的学术研究活跃气氛的形成,也渐渐出现了对”新儒学“进行质疑的声音。所以,“新儒学”与“新儒家”一样,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而且争论不休的概念,应该通过学术上的争鸣、讨论来解决。

缘起

经相关专家考证,早在战国末期,伴随”儒分为八“局面的出现,”新儒学“这一名称或概念就开始涌现,例如荀子的儒学思想,就被人称之为”新儒学“。而后凡是对于儒家学术加以比较系统的阐述的,多被冠之于“新儒学”。

沿革

1、“董学” 系指董仲舒的学说,是董仲舒是为适应汉代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从揉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入手,而精心炮制的一种专门为政治统一作理论解释的学说。
它适应加强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需要,编造了“天人感应”的政治理论;适应加强君权的需要,敷衍了“君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适应维护大一统纲常的需要,将先秦多家(不止儒家)的相关思想改造成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忠孝”理论(人们往往认为“三纲五常”只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发挥,欠妥!因为至少“儒家”以外的法家韩非也提倡“忠孝”);适应维护和延续一统国家的需要,提出抑制土地兼并,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主张等等。
总之,“董学”是在对先秦“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进行揉合,对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诸家学说,加以杂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础上,而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其核心内容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
2、理学 系指北宋出现的以阐发儒家经典义理为特征的哲学思潮,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为其主要代表人物。
其特点主要是以孔、孟学说为宗,以《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典籍为主要依据,批判隋唐以来以空无为本体,否定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佛、道学说,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佛道思想。他们关心社会现实,提倡所谓“道德性命”之学,并从本体论的高度,探讨宇宙与人生问题。
冯友兰先生(1895-1990年)早在其《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中,就明确把宋明理学或道学称作“新儒学”,认为新儒学的奠基人是唐代的韩愈、李翱,“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尤较韩为大”。但“新儒学”的真正确立却是二程,“濂溪、康节、横渠,虽俱为道学家中之有力分子,然宋明道学之确定成立,则当断自程氏兄弟”
冯友兰认为“新儒学”之“新”,就其理论来源或思想内容上说,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援佛入儒,吸收佛学抽象化、形式化的特长,发挥禅宗的一些思想,“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援道教入儒,“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1011-1077年)的象数学等。
冯友兰认为“新儒学”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诸家学说的综合。冯友兰的“新儒学”说经外转内销后,得到国内近乎一致的认同。
3、近现代“新儒学” 近现代“新儒学”,是伴随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新儒学,是指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没有对社会发展,尤其政治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所促成的学术活跃,使”新儒学“得以恢复并获得较快速传播。”新儒学“的鼓吹者,将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和腾飞,归结于”儒学尤其是”新儒学“的复兴、发展的传播,因而受到相关国家政要的支持。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一旦得到权力杠杆的支持,便必然会得到迅速发展。游走于亚洲”四小龙“国度和地区的以”新儒家“自居的人,正是趁此机会大肆炮制、兜售其”新儒学“思想和观点,以至使其出现了一度的繁荣,而他们也被誉为新儒学的”第三代“、”第四代“代表人物。

考辨

伴随亚洲”四小龙“近20年来在经济上的走下坡路,乃至衰落,“新儒学”自然也受到越来越多地质疑、挑战。加之“新儒学”自身本来就存在与事实上、逻辑上的矛盾和漏洞,所以,“新儒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严谨的中国学术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驳斥,也就十分自然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当属宋定国教授及其所著《国学三部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在《国学三部曲》尤其是其一的《国学纵横》中,宋定国广征博引,有理有据地驳斥了所谓“新儒学”在理论上和逻辑上的荒谬性。
对于董仲舒的所谓“新儒学”,宋定国驳斥说:所谓“新儒学”并非原始儒学。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
只要回看一番中外古今的学术文化史,就不难看清楚这一点。
且不说其它,即以当今世界标榜“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而言,就很难从中找到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实不过为列宁所说的“被逼得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已。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尽管两千多年时有沉浮,但总起来说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统治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儒学”的称谓对“董学”并不确切,已非原始的儒学,但既然已经成为史实,矫正也难,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作文章,而关键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质:
“新儒学”“新”就新在:它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它“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
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只是他的理论只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之所以得以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
对于当代的“新儒学”,宋定国驳斥说:据说“新儒家”,是指主张和提倡“新儒学”的人;据说“新儒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长出了“第三代”,而“第四代”也即将分娩。(陈鹏:《现代新儒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可我就不明白:“新儒家”也好,“新儒学”也好,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什么基础上的“新”?
要是在原始儒家、原始儒学基础之上的“新”,那就决不止“第三代”了!
我在前文中提到,即使撇开有人所称谓的先秦已有的“新儒家”、“新儒学”不算,那么,至少董仲舒及其“董学”算是一代“新儒家”、“新儒学”了吧!?程朱陆王及“宋明理学”又该至少算是又一代(实为一批)“新儒家”、“新儒学”了吧!?被誉为当今第一代“新儒家”的冯友兰不也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学”吗!
所以,这样一来,“新儒家”及“新儒学”真不知“新”了多少次、多少代了?
要是循名责实的话,今天人们所称道的所谓“新儒家”及“新儒学”,委实应叫“新新新……儒家”、“新新新……儒学”才准确呢!
对于这样一个早就演变得与原始的儒家、儒学面目全非的“新儒家”、“新儒学”之称谓,许多大学问家居然还热衷于谈论,甚至以某代“新儒家”、“新儒学”代表人物自居,津津乐道,岂非“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乎?!
或许人们认为:“新儒学”确实已经在海内外风行了半个多世纪,而且伴随“国学”热的升温,正处于炙手可热之际,若循名责实予以澄清和矫正的话,实在不易,倒不如干脆糊里糊涂地使用下去!
我认为:科学最讲认真,中国学术因为演进、发展过程中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其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的模糊不清,如果说在科学技术尚未高度发展的过去时代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21世纪,就不应再听之任之了!(参见宋定国著《国学纵横》123、192-197页)

结论

既然人们对于“新儒学”及“新儒家”有着不同乃至大相径庭的看法,而且涉及的是学术问题,那就理应通过学术上的争鸣和讨论加以解决。
当代“新儒学”在上世纪可以说最为红火,因为它借助与“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腾飞,将其归功于“新儒学”的传播。当从上世纪末开始至今,“亚洲四小龙”竞相出现经济滑坡,以至不振,以“新儒学”自居的“新儒家”自然就陷入了窘境。人们不仅要问:这是否意味着“新儒学”的衰落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新儒学”及其炮制者“新儒家”的是与非,还是让实践去验证、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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