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侵略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文化侵略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由于文化涵盖的面极广,有充分历史佐证、确凿成立的文化侵略,其范畴限于“教育”和“宗教”。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文化交融。

概述

五四运动以后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文化侵略”一词在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几乎就是近代西方在华基督教事业的恶谥。……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有人对这一提法提出商榷,或认为文化侵略的提法是一种本位文化的国粹思想;或认为是50年代初在战争状态下多少带有情绪化的产物;或认为“文化侵略”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概念;有的则明确把“文化侵略”归入政治口号,认为政治口号不适于用作学术标准。
从源头上看,“文化侵略”实际上是一个反对西方在华文化渗透的民族主义提法。虽然往前追溯,清末有识之士已经表达过对外人控制中国教育权的忧虑,其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国家主义者也表达过近似的意思,但这一革命话语的发明权无疑当属屈维它(瞿秋白),也就是要归诸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努力。
第一,“文化侵略”的原意是政治斗争的提法,并未包括阐发者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全面的认识。
第二,近代历史上在分析西方在华文化事业时并不是始终用“文化侵略”来定论的,文化侵略指控是随中外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
第三,反对“文化侵略”的实际影响,既有激发民族主义精神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作用,亦有简单化地理解这一口号导致对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偏颇。
简而言之,反对文化侵略只是适应反帝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反帝口号,本来就不是为了适应对外来文化事业进行全面分析的需要。因此,把它从政治斗争领域照搬到学术研究领域,自然就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无法对丰富的历史现象进行辩证的说明。
与之相对的概念有文化自信、文化交流、文化交融。

教育

“文化侵略”的提法无疑起源于文化上的危机感。1921年1月陈独秀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引起冲突的10条原因,其中第2条说“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的怨恨。”……1923年2月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批评教会教育的危害有三点,其中第一点“教会教育是侵略的”,终于把教会教育明确与“侵略”挂上钩。
近代日本文化侵华史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中的《日本对华奴化教育与日语教学的强制推行》一章,只是通过两三个并非等位的面和点,来批判日本主要采取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在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是日本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具有实施时间长、涉及地域广的特点。教育,特别是语言殖民和文化殖民,需要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育体制的支持以及设施、教员、教材等条件的完备,更需要离开战事的空间、时间以及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群。中国大部分沦陷区一直与战火和战乱相伴,奴化教育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在各地都形成能够实现预设目标的规模效益。因此,各殖民地区的情况相去甚远。或许系统的个案调查更能还原历史,实质性地推进奴化教育研究。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实质是 文化专制。因此,一些学者将日本的 侵华宣传也归类到文化侵略中。如严昌洪的《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王向远的《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特征、方式与危害》等。

宗教

国家安全学》在“文化安全”一章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近代以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同时也进行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和明显。”文化安全正是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东方的文化侵略而出现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批传教士随着帝国主义的军队和枪炮来到中国,其中除个别人如1914—1937年任上海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主编的美国传教士乐灵生、1925年到四川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等,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帝爱国运动之外,绝大多数传教士与当地军阀势力勾结,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利用宗教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1922年,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就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全国有市会40处,会员53800多人;校会200处,会员24100多人;外籍干事95人,华籍干事87人。女青年会也有市会12处,会员近3000人;校会80多处,会员近6000人;外籍干事87人,华籍干事51人。为了鼓励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总部在瑞典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中国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11届大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创始人及同盟主席、国际宣教协会会长穆德(美国人),依仗美国基督教北美协会的经济支持,亲自来华主持大会。
大会进行时,70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外国有32个国家146名代表。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到会场保护。
早在3月份,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上海各校学生首先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宣言指出,现代社会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和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
接着,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北京、天津、广州、武汉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召开大会,发表通电和文章,进行反基督教运动。
运动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以科学反对宗教迷信。当时不少人由此出发加入运动,因此许多地方组织了“非宗教大同盟”,既反基督教,又不专指基督教;(二)批判基督教不仅反科学,而且是帝国主义用以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反基督教学生同盟武汉支部”在代电中指出:清华基督教同盟大会,“其目的纯是诱惑青年,扩充教徒势力,为资本主义作护符来侵略我国”。
一些进步团体也支持非基督教运动。少年同志会有一通电指出:本会以“改革社会黑暗,增进个人道德为宗旨,对于妨碍科学进步,组成贵族势力,保持阶级制度,阻止个性发展的宗教,早已认为国敌,因此对于非宗非基之呼声,极表赞同”。中华心理学会也发表反对“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断定他们的谬误;以历史的观察,审定他们的罪恶;以心理的分析,揭破他们的虚伪不德,不能不出于极端的反对。”
非基督教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攻击和破坏。他们攻击非基运动像义和团一样是“盲目排外”,是“过激党”的“过激行动”。上海日文报纸挑拨非基运动“含有过激意味及反英美色彩”。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当即发表声明:“吾等惟知以科学的立场,建设合理之社会。基督教既不能与科学并立,近复日思扩张其势力,故吾人不得不结合,以反抗之。”张闻天等发表文章,着重揭露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罪恶,捍卫了非基运动的正义性,指出基督教使得中国人做帝国主义的奴隶、资本家的奴隶而“同时心悦诚服”。沈雁冰批驳“现在的教会只有一个躯壳,不值得反对”的说法,指出:“现在的教会和资本主义及军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地方随处可见。”
教会攻击非基运动干涉信仰自由。一些学者如周作人钱玄同等也附和。蔡元培陈独秀等予以批驳,指出信仰自由应包括信教与反教两方面的自由。陈独秀说:青年反基督教是“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
有些地方的教会势力勾结反动当局来镇压非基督教运动。安徽芜湖警察厅长徐绍修和省长许世英曾出告示取缔芜湖非基同盟,结果引起芜湖及全国非基同盟的更大反抗。

发展

1924年,由于中国革命高涨,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加紧干涉,文化侵略也进一步升级。他们一方面利用在华出版的报纸如《字林西报》、《大陆报》、《京津泰晤士报》等,大肆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则加以辩护和美化。另一方面,利用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猖狂攻击中国革命,阻止中国人民参加革命。在教会学校中,情况尤其严重。
据1925年1月的一份统计,当时中国共有新旧教徒100万人,青年会员8万人。教会学校:小学5928所,学生160991人;中学962所,学生256900人;大学38所,学生11790人。这种学校既不向中国政府注册,也不许中国教育团过问,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在这些学校中,学生没有任何自由。如鸦片战争后法国在广州办的天主教圣心学校,新思潮之书籍杂志,禁不许读;而新约旧约,所谓圣经者,则强迫背诵,禁拒怀疑辩论,抗言立即斥逐,学生往来书信,必须拆阅,稍涉嫌疑,即遭没收;同学聚谈疑为集会,教员演讲视若雠仇,等等。
更严重的是,学校当局不许中国学生爱国;他们肆意污辱中国学生而不许有任何反抗。例如,广州圣三一校长(英国人)对学生说:“英国人所办的学校,有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情,任听你们中国人自由”;又如,1924年5月7日是国耻日,各地学生这天都出校游行,借以唤起国民。圣心学校学生慑于校长平日淫威,未敢要求出校游行,只求校内开一演讲会。岂料(法国人)校长对学生说:“中国的命运早已在华府会议中决定了,无庸你们去救,你们也是救不来的。”岭南大学的美国人对学生说:“此是教会学校,不许谈论国事”;“学生会有政治意味,不准组织。”广西梧州建道学校的美国人宣称:“我系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中国学生来往,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的来爱我们的美国。”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也对学生说:“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

运动

1924年,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一步升级的同时,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非基督教运动也高涨起来。
1924年5月,一些因要求纪念国耻日而受压迫最深的学校如广州的圣三一、圣心,徐州的培心,南京的明德,福州的协和等校,就开展了反对学校当局的斗争。他们要求“在国内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教育,争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结果,学校当局开除了不少教师和学生。爱国师生不堪忍受,“与其为奴,勿宁失学”,纷纷离校。广州圣三一学生还组成退学团,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斗争,最后决定在教育权没有收回、目的未达以前脱离圣三一,暂且走进执信学校。退学学生为进一步斗争,组织了“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以与国际帝国主义抗争,争取更多的人为收回教育权而斗争。
7月,该组织通电《向导》周刊社及全国各教会学校青年、各工会团体、文化机关和各报馆,呼吁国人同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指出:“世界国际帝国主义者之于我国也,经济侵略之不足,而继之以文化侵略,故我国六七十年来创巨痛深,殆难言宣,物质精神同遭打击。”《向导》在刊登此通电时,还发表了陈独秀写的“时事评论”《收回教育权》,给予支持。
同月,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全国响应。8月中旬上海也成立反帝同盟筹备会,并再次成立非基督教同盟,掀起反基督教运动,与北京反帝同盟互相呼应,非基同盟选出高尔柏、张秋人等组成委员会,决定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出版“非基督教特刊”。中共中央、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也积极配合,使国人知道基督教之害,指导和联络各地的运动。
在此前后,湖南湖北直隶广东等十几个省都先后成立了非基督教的组织,相继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并互通声气,协力进行。
张秋人在回顾1922年以来的“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怒潮”时,揭露帝国主义是如何利用基督教的作用的:“第一用它麻醉本国的工人阶级,使信社会之贫富出于神意,不应以阶级之争破坏现社会制度;第二用它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使信它们的兵舰军队是为了赠送上帝的福音,赠送教育及一切文化而来,不为抢劫金钱而来,使对他们永远感恩戴德,不思反抗。”他指出:“第二个作用,正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特殊反对基督教之最大理由。”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在宣言中提出“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并拟出4条具体办法。所有这些,为这次非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指明了目标。
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积极组织更多的学生加入运动。恽代英在1925年写的《打倒教会教育》一文中指出:“有一百万的民众,二十余万的青年,正在帝国主义者遣派来的一般牧师、神父、教会教育家手中,受他们的蛊惑劫制。我们天天怕色彩,怕党派;然而帝国主义者已经借教堂、学校、青年会的帮助,在中国造成这样一个大的党派了。我们愿意永远一盘散沙地屈服于他们这种党派行动之下么?还是我们应当为反对他们而即刻组织起来?”这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罪恶及其本质,号召全国青年一致奋起,声讨帝国主义。
这个群众性的反基督教文化侵略运动,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全国广泛而深入地发展。不仅在各大中城市,而且在延安那样的偏远地区,也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反抗斗争。1925年内,教会学校的学生,纷纷要求退学,并有一些教徒退出了教会。基督教青年会的衰落尤其明显。1927年全国青年会会员人数只及1920年的60%,参加青年会活动的人也日益减少,许多校会不得不停止活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报刊,不断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报纸的宣传,借以提高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1924年12月出版的《向导》周报,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及其它殖民地国家的反动宣传之后,指出:“殖民地的民众应当信任自己的力量,应当起来用武装推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天天喊什么赤化,过激主义,……无非是要达到自己侵略的目的,但是这种伎俩毕竟欺骗不了中国人民!”
这次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斗争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几个教徒退出教会、学生退出教会学校,主要在于宣传科学人生观,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是一次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教育,这对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动的缺点是缺乏具体分析。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及其它慈善事业,有些是出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进行了某些罪恶活动,多数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这一点没有得到必要的肯定。

文化产业和新闻传媒

“文化侵略”一说是否适用于“文化产业”和“新闻传媒”,有很大争议。

支持意见

支持者认为:文化优势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垄断文化相对弱势的国家文化市场,并改变其国民的风俗习惯,阻碍其文化传承,这也是文化侵略。文化侵略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利益,从销售文化产品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另一种是政治利益,推广自己民族的文化,支撑本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文化侵略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有步骤、有计划地改变目标国国民风俗习惯、文化传承等。
支持者的案例有:
  1. 日本动漫文化侵略
  2. 国外淫秽色情暴力文化产品侵略
  3. 游戏产业文化侵略

对支持意见的反驳

问题是,上述观点和案例都有偷换概念之嫌。把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与“侵略”画等号,显然有失偏颇;而淫秽色情,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很多人类文明中都有,不能看作是“外来侵略”;电子游戏本国也有出产,更是跟侵略无关。
上述案例的第一个是由日本以前奉行的动画外交曲解过来,但是日本的动画外交是由日本承认自己军国主义罪行和坚持和平主义为基础前提下提出,具有促进文化互信,世界文化繁荣,为其他国家提供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和宝贵经验等积极作用。这一曲解的产生直到酝酿,致使广电总局出台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2006年)《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2009年)以及对日后国产动画的题材限制等。
第二个打击淫秽色情,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一直以来就是世界各国所倡导并执行的,出台分级制度是最好的可行方法,但是由所谓的专家学者加以曲解后,分级制在他们眼里就变相成为了“承认色情暴力产业”,所以尽管出台分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一直未能推行。
第三个全然就是电子游戏有害无益论的观点,电子游戏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环,正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6月出台了游戏机禁令,即《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对国产游戏产业和在华游戏外资产业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如索尼的ps3在中国分部就被请出大陆。虽然游戏机已经解禁,但游戏机产业在华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综合来说以上三种情况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第一个使得国产动画产业出现臃肿化,持续退步。第二个使得有关部门对色情的定性一直不严谨,女孩的泳装也有可能定性为色情,而描写夫妻性生活的电视剧又在电视上播放。第三个是使得地下游戏机产业猖獗,无法实质上保护青少年安全。最终流于形式。

反对意见

在北大听讲座》里表达了如下观点:
文化是学术名词,而侵略是军事用语,二者联系在一起本来就是错误的,文化只有交流即融合与碰撞,不同民族的文化由于彼此历史地理情况的不同造就了观念的不同,这是矛盾的普遍性……
不能因为不同就去回避它,这是懒惰的表现,也和中国一直奉行的求同存异原则背道而驰。
《南方都市报》刊登了如下见解:
因为是境外动画片就被刁难,这让人觉得简单粗暴。我最喜欢的动画片就是境外的,捷克动画片《鼹鼠的故事》。我觉得这部动画片歌颂了朋友之间无私的友谊以及对世界可爱的好奇心,聪明人还能在里面看出有隐约的环保意识。要有人说这类动画片会对儿童价值观产生的不良影响,我只能找个机会和他打上一架了。
  在时间上划档确实能让粗陋的国产动画片松口气,但如果非要在不良影响上做文章,那就别把脏水全泼在境外动画片上。
《北京现代商报》有如下见解
“动画片甚于国产动画片是不争的事实,不知广电总局是否考虑过,现代传播手段丰富多样,如不在黄金时段播出孩子喜欢看的动画片,孩子们会不会通过影碟等其他方式去欣赏他们喜爱的动画片,从而让黄金时段变成“青铜”时段甚至空白时段呢?
通过排斥竞争从而达到扶持产业的目的从来不是上策,国产动画片不受儿童抬爱并不是国外动画片竞争打压所致,而在于其自身魅力不足。
国产动画片向来最被诟病的一条是“教育意味重,毫无情节可言”,动画片被看成是制作给未成年人看的,所以要么可以简单糊弄,要么必须承担“文以载道”的重任。
这两条,无论从哪方面看,国产动画片的出品人都算是低估了现代儿童的智慧,在信息社会长大的孩子绝不是可以简单说教就可应对的。
不以国产动画自身完善做前提,而是关起家门来做霸主,政策意图会不会落空呢?不怕货不好,就怕货比货,没有竞争何来畏惧?国产动画片如就此固步自封了,该如何是好?”(作者杨雪婷)
而网友表现更为激烈,对广电总局的口诛笔伐,还有对中国文化产业特别是国产动画的前景的担忧和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而生成有关广电总局的负面词条更是不计其数。

总结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这一论点的扭曲也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网民争斗,专家学者的武器,他们借着爱国的幌子,维护大肆鼓吹国外文化糟粕论,禁锢思想,为闭关锁国,保守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提供温床,破坏人民出版,言论,集会和经商的自由。甚至是干涉到国家内政,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市场动荡。有背于国家的改革开放针,不利于人民解放思想教育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发挥市场分配的基础作用。在客观上为当代社会造成了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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