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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身处乱世而具备中国军人的一切美德;国民军第三军第二位掌门人,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人物简介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清光绪13年(1887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1898年入读武卫左军随营总堂,次年毕业参军。辛亥革命时驻守北京。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期间参与倒袁运动。1916年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其后随直军任国民军第三军旅长,后升至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1927年率部改投山西军阀阎锡山并参于北伐。后先后出任绥远省、河北省政府主席。1931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西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在密苏里舰。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在密苏里舰。
省政府主席。1937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负责指挥中日战争第一战区抗日作战任务,同年稍后回南京任军令部部长。在职时因贡献而于1943年获授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日军投降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参加盟军受降仪式。翌年任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并于次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59年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2岁。著有《徐永昌日记》(1989年在台出版)。

人物生平

孤儿从军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沿沟村的贫寒农家。母亲赵氏,父亲徐庆四十四岁获此麟儿,心劲儿大增,决意携家带口出雁门关,到大同求生,到鼓楼西街粮店当了磨倌。此时永昌尚在襁褓中。全家三口的温馨日子不到一年,赵氏就病死了。朋友给徐庆介绍了寡妇张氏,还带来与前夫所生二女一子,大哥、二姐改姓徐,长女已嫁,曾乳哺永昌,有“姐姐妈妈”之称。大哥吉昌长永昌十岁,彼此十分亲热。依照崞县地方耕读传家的习俗,徐永昌五岁即在粗通文墨的父亲指导下读书认字,开始念《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及至七岁便入塾受业,先读《论语》,以次读了《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书经》,并涉猎《诗经》等。有了良好的旧学基础。幼年的徐永昌天资聪颖,但缺乏恒心。其父曾正颜以教:“不诚无信、怕劳怕苦、没有恒心,就别想成材。最痛惜的是自毁前程!”一番教导令他铭刻在心且受用终身。清贫而快乐的童年一闪而过,深深地印在徐永昌记忆中。接踵而至的灾难更是挥之不去。贫穷疾病总与死亡相连,从徐永昌九岁开始,二姐病死,大哥在城上做工,坠城身亡,大姐病死,继母经不起打击,在光绪二十六年夏天去世。本来病弱的父亲不能正常出工,生活大成问题。秋天,父亲买回几袋山药蛋,命永昌往屋里搬,说:“这就是我们父子俩一冬的口粮啊!”不料到十月,父亲也撒手归天,他受刺激一度昏厥。邻居帮他掩埋了父亲,他拣了块赭色石头埋在父亲墓前,作为标记。
这年慈禧扶植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毅军总统(军长)兼武卫左军总统宋庆,率部护驾,十二月到大同。一个营底(营本部)驻曹叔店内。师爷(书记官)徐椿龄老先生是营口人,很爱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贪着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唤水,往往无人应声。永昌不忍,常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诚实勤谨,又怜他身服重孝,向店东打听清他的身世后,就问永昌:“你愿意跟我走吗?”永昌回答:“愿意。”于是在营部给他补了个名字,幼不成兵,也无力作夫,只是在徐师爷身边执勤而已。永昌随营底移阳高,到崞县,过韩侯岭,渡黄河茅津渡,走怀庆,经彰德、赵州、保定,宋庆部于銮驾回京后,即驻通州。永昌一年多间,走三省数十州县数千里。到通州后,他补了一名马夫,照顾马匹。常于夏天午休时到四野无人的溪边将衣裤解下洗净,在石板上晾干。官长常示范说:“徐永昌是发一套服装的夫,却比你们发两套服装的兵整洁得多!”年底补为兵。20岁时,文案何毓淮,为他买了匹私马,加入马卫队,到哈尔滨剿匪。他第一次参加作战,所在部队就将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灭,擒获十余人。

军中求学

1904年,十七岁的徐永昌由军中苦力改做司书。在此期间,徐永昌凭借幼时入塾受业和勤勉,博得上司的好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加紧读书,充实自己。1908年,直隶提督马玉昆奏准,开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录取的160人中,以倒数第二名入学,发愤苦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欢战术、代数、三角、历史四课,考试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讲堂上常向教习发问,有几位教员误以为有意为难,学校总办因此在宣统三年毕业考试时,罚扣他若干学分,将他拉到第二名毕业,授副军校(中尉),见习后正式派在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作副哨长。九月初八,阎锡山在太原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卫左军左路规复大同。1911年辛亥革命时,永昌倾向革命,不愿回家乡打枪,请求上级留京改任新兵营哨长。
1912年(民国元年),永昌考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将校所360人,从六七百人中甄选,分四队。师资甚强,中国籍教习均为陆军大学第一、二期出身;两位德国教习则讲得更好,有时带学员到德使馆,将火炮拆开逐一讲解。丁克迈尔少校有次讲“连战术图上作业”,讲后说:“部队此际只有这两个布置法。”永昌听后,起立,讲出一个第三种布置法。丁略加思索,宣布说:“部队此际,可采用徐永昌的布置法。”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南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连长,辞未赴任,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3年初入学,教官则比将校讲习所的差,日籍教官还有侦探的嫌疑。1916年底举行毕业式,总统黎元洪亲监观礼。漫漫求学路,把徐永昌造就成一个具有完备兵学基础知识的合格军人。至此,徐永昌完成了从孤儿到士兵,再到军事人材的三级跳。

国民三军

军旅生涯和不断求学,使徐永昌不仅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而且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称帝,春末,永昌与同学孙岳等,同谋倒袁,离京赴沪赴浙,袁死后,又返鲁,为吴大洲筹组参谋厅,7月返校。崞县续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壮,直下大同,遭阎锡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终不渝支持孙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应江西都督李纯之请,分发赴赣,因与西峰深相结纳,自愿任陆军训练总监部编辑官。6年7月张勋复辟,赴保定游说曹锟顾问孙岳;又约晋南李岐山赴天津与续西峰商对策。前陕西都督陆建章,让他带一万元,游说资助缺饷的通州张锡元旅进京讨张勋。张旅占领朝阳门,被王士珍劝出。后段祺瑞马厂誓师,曹锟响应,阎锡山派晋北镇守使由京绥路出兵讨张,张勋遁入荷兰使馆,闹剧收场。 自倒袁相交以来,徐永昌与孙岳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称。6年12月,直督曹锟命孙岳在廊坊办军官教育团,孙任团长,孙又邀永昌任教育长,此后直军下级军官多由此征补,也成为后来国民三军干部的摇篮。孙中山见北方民党同志势孤,任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陕督陈树藩对抗。为经营西北革命根据地,7年5月续西峰约永昌等5人赴粤谒中山,中山已转日本。他们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贵州毕节、重庆,与唐继尧会议,又与熊克武会于成都,策划援助于右任。因滇黔川各系军均无远出心,与陕督军战斗不利,数万里远行无功而返。9年直皖战后,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11年直奉战争中,永昌接替带病的孙岳负责西路指挥,战争酷烈,双方伤亡惨重,坚守住阵地。战后,孙岳兼冀南镇守使、右翼巡防统领,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
徐永昌 徐永昌
直奉战后,张作霖暗地与孙中山、段祺瑞联络,组织三角联盟,谋倒占领北京的曹锟、吴佩孚。续西峰等凭三寸不烂之舌,作通了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亲督东路往关外打,一直打到山海关。可是负责西路热河冯玉祥以修路名义行缓兵之计。10月23拂晓,冯军入城。事前与守卫各城门的孙岳部第二团约好,互相以统一制作的内镶白月标帜的黑旗为信,径围总统府,幽曹锟于延庆楼。冯自称此次行动为“首都革命”,史称此事为“北京政变”。永昌事前不赞成此举,(认为曹吴政治虽然不好,尚有国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顿改善。还有纵兵糟害百姓的人,我们却不问,反要先倒曹吴,这实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仍与孙岳保持一致的行动。事后孙岳部编为国民第三军,拥有一个师、六个旅的兵力,徐永昌坚辞师长不就,出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保定,负责平津沿线北段治安。 1925年初,孙岳就任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入陕督陕,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由保定开拔,经河南西进。是年8月,孙岳奉命兼任陕西省督办,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准备向甘肃进发。不料,段祺瑞又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办,第三军在入甘不能,留陕不足自给的局面下,引兵东进,出河南,北上京津。1925年秋,国民第三军入甘不能,转而出潼关,到河南。这时,续西峰等正在策动河南人樊钟秀进攻山西。续鼓动樊说,山西军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又说,祁(县)、太(谷)、平(遥)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吗?樊钟秀深受鼓舞,积极准备攻晋。续西峰则试图拉拢甫至河南的孙岳部一起对付山西。
20世纪20年代,国中群雄争霸,战事纷起。国民第三军将去向何方? 孙岳分析当时的局势,认为,天津既有港口,又有关税,得有天津,胜过几个山西。力主先打天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徐永昌身为山西人,不愿桑梓涂炭,且对阎锡山的“模范省政”素有好感,又与晋军将领周玳、孙楚等有旧好,亦极力阻挠攻晋军事。在国民第二军胡景翼防区郑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徐永昌发言说,山西一贯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动则必败。不如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后,再做计划。之后,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家庄,他见到原定协同樊钟秀攻晋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确说,我前奉督办(孙岳)命与岳(维竣,国民第二军军长)会议,决定合力攻奉,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与晋军作战。听了徐永昌一席话,遂放弃攻晋计划北上。这样,续西峰精心策划的攻晋之战,最后只剩下樊钟秀一支孤军。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袭击,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过周玳向阎锡山通报了信息。阎锡山闻讯,迅速调兵遣将,由于樊钟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备,攻到辽县即被晋军打败,仓促之下由竣极关退出。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所部(第一师)及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其时孙岳因病休养,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军军长)。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 徐永昌再一次明确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的态度,声明,“我几十年未回山西,绝不愿打得回去。山西一向是保境安民的,他有理由断路,我们也有理由与绥远打成一气,症结所在是彼此不能相信,若努力疏解,或有商量余地。”不同意打山西。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军倾全力应战。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归来,召集旧部于五原,策划重振旗鼓。同时,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了徐永昌与晋阎的距离,为扩大实力网罗人材计,阎锡山有意拉拢徐永昌。冯玉祥以取得苏俄支持相号召,徐永昌的认识则是:俄国扶植我们,尽管诚意,但他的存心并不善。我在民国十三年即觉得俄国与孙中山先生所订契约就未怀好意。他要对中国怀好意,为什么不依照诺言将与曹政府所协议的中东铁路交还中国? 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而彼则强调扶助弱小民族,殊不知其扶助也者,乃先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本国而独立,再即将之并入俄国,美其曰联邦,实乃劫持之使为附庸耳。鉴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徐永昌商之于孙岳,决定“以后的行动要与国民一军分开”。
分开之后怎么办?国民三军何去何从?徐永昌举棋不定。正在这时,孙楚托人转来一信(孙楚与徐永昌系辛亥老友,私交不浅)。徐永昌遂回一信,提出:“拟在五原屯垦,未识阎先生能否相助。”徐永昌的试探很快得到回音,孙楚二次到绥传达了阎锡山的答复:“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徐永昌深受感动,得到莫大的鼓舞。1926年冬,在与晋军在绥将领商震、杨爱源朱绶光等进一步接触的基础上,徐永昌动身前往太原。在太原,徐永昌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多次与阎锡山晤谈,彼此投契,相处甚得。阎锡山对徐永昌早怀好感,表示“恨有相见太晚”。徐永昌则强调:“我是山西人,不愿对晋军作战,雁北战役我就未入晋地。张作霖贪得无厌,凶狠异常,祸国殃民,讨张愿为前驱。”1926年农历年底,徐永昌离并返部。其时,第三军因与第一军分道扬镳,已离开包头,到达陕西神(木)府(谷)地区。1927年初,正当徐永昌面对衣食不足鞋袜破烂的队伍,一筹莫展时,接到南桂馨急电:“东方恐怕有事,希望贵军能开到沿河一带,并请兄先来太原一商大事。”2月,徐永昌在按电报要求部署好一切之后,二次到太原。原来这时的阎锡山也走在了政治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广东国民政府于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派代表赴晋,联络山西参与北伐;另一方面张作霖于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正式把持了北京政府后,发表阎锡山为“安国军副总司令”,以兵临晋境相威胁,要阎锡山与他合作。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宣布北伐则可能等不到与南方呼应就先牺牲自己;而北洋势力明摆着没有前途。虚与委蛇是为上策。徐永昌到太原后,阎锡山将此和盘托出,请求配合,徐永昌对山西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商定国民第三军渡河进驻山西,阎锡山“自然用客军入境推诿奉张”,并月助第三军军饷三万元。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分驻汾阳一带。后因张作霖压迫阎锡山就副总司令职越来越紧,徐部又进一步东移到榆次一带。于是,阎锡山更以客军深入作为延宕张作霖压迫的借口。尽管国民第三军只是以客军的身份入晋,起先并没有加入晋军序列,但是一经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津贴,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晋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

晋绥主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稳妥起见,他先请杨爱源切实与阎锡山说明出击奉军之利,见阎锡山犹豫不决,随即,又亲函劝之。岂料,阎锡山已经接受蒋介石的电令:待南京方面攻占徐州后,分兵陇海,形成侧击京汉线态势,再行出兵。不便单独倒奉。先发制人不能实行,退而求其次,徐永昌得到阎锡山的允许,出兵井陉,屏蔽山西东大门,预设前沿阵地。张学良退过滹沱河,布防于沙河之线。按照徐永昌的设想,倒奉的良机虽然失去,然而与奉张一战如箭在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八九月间,阎锡山为出击奉军之事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徐永昌应邀出席,与会的还有杨爱源、孙楚、周玳等。会上徐永昌与阎锡山意见分歧, 他认为出击时机已过,必俟南军进至陇海线方可再出;阎锡山则迫于与奉军作战的态势已经形成,双方军队已呈箭拔驽张之势,不能再等,认为出击之机正至,决定即刻发动。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 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随即,亲自驰骑往邀之,说以:“除原由龙泉关出之丰(玉玺)傅(存怀)两部仍回龙泉外,其余应悉转行唐,向平山、获鹿撤退。否则阎先生轻车驻东长寿,正太路空虚,奉军数日可进太原,君等将安所归?且入龙泉则所有野炮皆须委敌,将来如何应敌?此固末节,但亦不可不虑。”杨爱源、周玳等恍然大悟,遂接受徐永昌之建议,命令所部各循旧路回师。前线晋军除傅作义部被困涿州外,悉数安全撤退。 紧急关头,徐永昌不避嫌疑反客为主,处置得当,使晋军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危机。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在徐永昌接受指挥东路军事的任务时,阎锡山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固部署阵地,保得东路无虞。 徐永昌则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峻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主张“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 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守均失。”于是,在徐永昌的坚持下,杨效欧的一个师被留在了前方。阎锡山起初认为晋军不长于野战,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这样做是冒险,其结果可能会白白送掉一个师。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凭借上述防御体系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奉军因天寒地冻及其它事故未能大举进攻,徐永昌则利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都从容准备就绪。而且在井陉矿场积极炼了三四个月的焦炭运回太原,解了焦炭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间,奉军开始大举进攻时,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在撤离井陉时有一趣事不能不记: 徐永昌在井陉屯兵三四个月,集存了一大批干草备用,临走时兵站主张放火烧掉,他说:“烧草无非怕敌人利用,实则敌人的牲畜宁将人民的饭吃了亦不会挨饿。”所以下令好好保护,并在各草堆前竖立木牌,写明留草不烧,以备奉军来用,三个月后假如你们用不完撤退时,亦请勿烧掉。同时派专人守草,防止老百姓放火。4月,徐永昌率部反攻到井陉时,真的尚有若干干草留下。一切如他所料。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1928年7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当时南方领袖在北京演讲,指着皇宫黄琉璃瓦,说是满人压迫汉人的血迹。使满人甚至其他北方人产生意外感想。北方冯阎等握有兵权,如何妥善解决统一问题尚不好说。日本对华虎视眈眈。 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自解兵权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多少人奉行武力至上,拥兵自重。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 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他让大家各抒所见尽情发言,很多人非常激动。副军长黄胪初痛哭流涕地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等大家闹哄哄地说完,他也静静地听完了,就诚恳地为大家多方剖析:“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中原逐鹿,已成定局,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于各集团(指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之外,再成一个集团。我们不归于此,即归于彼。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环境。再说,本军原是督办孙(岳)先生创立的,因他生病,责我代领。阎总司令要本军开进山西,而允许我们不改番号。北伐前夕督办赴沪,我们打到保定以后他病逝上海。我们为督办在保定开追悼会,天津迎灵,北京治丧。这是本军对督办的感念与责任。本军初到山西,如改番号,那就对不起督办;现在督办长逝,国家统一,我们两年来与山西合作得很好。如若仍不改番号,那就对不起阎总司令,并且对不起国家!我所以自行调整,自行调整人事,这样,队伍还是好好的,还是大家自己带着,归属第三集团军建制。大家跟着人家继续好好地干。我这样做,全是为国家,为弟兄,为朋友,而绝不是为我个人打算。如不明此义,仍要保持现状,这不等于要独立么?”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29年9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当时日本公使佐分利宴请永昌时说:“我此次来华,很想将中日悬案清理清理,因为两国间的悬案大多了,这是我们双方关系陷于僵局的重要原因……”永昌答辞:“我对于中日两国悬案之多,认为是正常。我看见中国法庭上打官司的,是两造相识者多,不相识者少,甚至亲戚间的案子不比朋友间的案子少。中日两国悬案多,正表示两国是新近,是关系深……”彼此以诚相见,饭吃得很愉快。不久,日本上院议员来平,团长也谈起中日悬案多,佐分利也引用永昌的话剖析。可惜佐分利这位鸽派外交官,回国述职时被少壮军人除掉了。 永昌慨叹地对身边人说:“悬案,不出十年将以战争来解决!”

屯垦戍边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龙江,见所到之处野旷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数十万,既固边防,亦省国帑。萌发了屯垦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垦戍边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不厌其烦反复向阎锡山建议的同时,徐永昌责成专人拟定了西北屯垦计划。其屯垦计划将屯垦分为兵屯、民屯两种,以兵屯为主,辅之以民屯,以整理绥远腹地为主,兼及周围。建成一处,移民一处,实边一处。具体项目有:疏通旧渠、开发新渠、筑城堡、修汽车路、设轻便铁路、设立新村、设立农业技术传习所等。并在绥远试行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实施屯垦,开发绥远,巩固边陲,在这个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不谋而合。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屯垦计划只能“容即图之”而不可能付之实行。北伐之后,先是编遣会议上的争斗,接着,反蒋战争纷起,进而演成中原大战。随即阎锡山战败下野,远走大连。屯垦之事被搁置了起来。
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同年2月,以“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相号召,由绥远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三人倡议,由各该师各拨编一个屯垦队(相当于一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之枪械服装,开赴后套屯垦。8 月,大规模屯垦开始,大约有两团另两营的建制部队,参加垦荒种地。“屯垦部队之垦地面积,约为1200余顷,均系能耕种之熟地,如连生荒地计算在内约有4000余顷。”绥远屯垦初见成效,无疑为解放后新疆、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边疆屯垦建设和巩固边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中原大战

29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永昌深虑阎陷于是非之场,进言:“今特为公进三言:第一,你不要有上台作领袖的心。”阎称:“我没有这个心。”“第二,你不要轻视蒋介石”。阎问:“怎么讲?”他说:“蒋介石在上海待得很久,直如上海人,你不要有看不起他的心。”“第三,你不要去郑州,郑州是一是非之场。”阎不听劝,在永昌回北平前一天去了郑州。腊月永昌回并,又劝阎:“现在我只说两句话了。第一,不要走打仗的路。第二,如一定要打仗,不要与我商作战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挥官。” 阎说:“要你回来就是要与你研究怎样打仗,就是要你指挥战事。你这说法,是否你看的是必败。”徐说:“张汉卿如来合作,胜败似未可知,否则必败。”阎锡山听了,在地上绕了好一会圈子,没有再说什么。谈话没有结果。
谈话虽然没有结果,仗却不能不打。徐永昌虽然声称不商作战事,不作指挥官,但却深谙“服从为军人之天职”。极不情愿地被阎锡山拉上了中原大战的战车。 徐永昌感于三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对他的知遇之恩——当年所说“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的话于是,在劝阻不能奏效之余,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的任务(徐永昌任总指挥,杨爱源副之)。当时划归徐永昌指挥的部队计有:万选才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作战力量很靠不住),刘桂堂数千(作战力量尚不及万部),刘春荣近两万人(军队尚好,其本人不坚定),孙殿英近万人(在亳州被围,作战力尤差),石友三四万余人(军队很好),刘茂恩万余人(较万部为佳);确实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晋绥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赵承绶骑兵军及几个炮兵团,共计十五万人。
在中原战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对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分析,结论仍然是,如果张汉卿出兵相助则有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基于上述认识,徐永昌抱定“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遂在阎锡山与冯玉祥会晤于新乡,最后决定反蒋军事部署之后,提请阎锡山预备上百条民船,分置于黄河桥附近两岸。阎锡山不解其意,表示诧异。徐永昌答曰:“我统率如此大军,在豫作战,不能无妥善后路。岂可仅恃一黄河铁桥?我在此地负责,何尝不能自已安置船只,所以请公安置者,要你心中知此万一之用也。”阎锡山释然称善,立命身边的周玳着人落实。在请阎锡山准备船只的同时,徐永昌又于指挥部队南下过河后,布置人在黄河桥上铁轨间铺一层木板,板上垫土,并每天有几次压水车将土洒湿。几个月不停,使路面保持畅通。果如徐永昌所料,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败退为最终结果。由于事先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做了必要准备,又在撤退时以友军为先,所以由开始撤退直到大桥头堡,各部都是各按次序行事,未尝稍有紊乱,顺利地撤回山西。 徐永昌事后曾不无得意地总结说:我尝觉得此次撤兵,是生平一件不得已的快事,因想战而胜,轮不到我们在前,撤兵则无人争后,我可以从容指挥,如意而行。

折冲善后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蒋介石将黄河以北事交张学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径回太原,11月,阎锡山在蒋介石中央的逼迫下,准备出走暂避。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军所有军长以上的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还在中原大战初败,徐永昌从前线撤回之时,汪精卫、陈公博、谢持等都在太原,冯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阳之峪道河。不久中央军入陕,陕甘诸马全变,杨虎城进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准备渡河来晋。山西方面有人以客军入境易生事端为由,主张阻其入境。徐永昌则说“绝不可;非但不可阻挠,并且要妥为接济。因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并力排众议,允宋部到山西,驻于和顺、昔阳、辽县、平定、沁县、武乡、襄垣一带。同时孙殿英部亦由焦作入境,驻于晋城、高平、阳城、沁水、长子、屯留一带。 徐永昌以君子之风待人,不失厚道。然而,好的事情却引出了坏的结果。养虎遗患,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孙两部渐渐不能满足于客军的地位,催粮逼款蹂躏地方的事时有发生,甚而至于图谋夺取山西军政大权。以致在阎锡山复出后,徐永昌又不得不四处游说,协助运动客军出境。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乘机延揽旧部另立门户的考验。如前所述,徐永昌早于孙岳病逝后,即将旧部散编于晋军各部之中。然而,原国民第三军的诸将领对此并不能心悦诚服。这时,其中的一些人纷纷找到徐永昌,有的要求他将国民第三军旧部重新集合起来,由他统率恢复成一个军;有的要他另成立总部,或调整阎锡山之总部,为自己所用。师长马延守,首先提出组军之事。徐永昌明确告知:“当我受命赴河南作战时,阎先生就说,你指挥这么大的军队,没有基本队伍,指挥上恐有困难,你可将你原来的三个师旅召集起来,编成一军,直接使用。我说已经交待出去,不愿再直接带兵。若无基本部队即指挥困难,那样即使有基本部队,亦恐指挥上有困难。阎先生当时正需要我有力量,那时我不直接组军,现在阎先生走了,我更不要组军。况且乘此间危难召集旧部组军,这事我绝不能做。你我均还年轻,各有前途,我觉得你们还是跟上人家好好的做事为是。”马延守无言以对。其他人如是说,徐永昌亦均以对马延守之语告之。而这些人总是说,“你要安置几个自己的人才能有为”。他又说:“我们需要做事,我只问人能做事不能,并非用几个自己人,组织新机关才能做事。”后来这些人变得很激烈,竟当面说他:“你这简直是‘天予不取’!”他亦很激动地对他们说:“太原所有战前新成军队及兵站部队等,归并的归并,遣散的遣散,文职机关也裁了不少,省钞一元跌到不值二角,而薪饷还是原来数字,故在太原虽现任的军官文职均如一种灾民,被裁之低级军职文职,更不必数其惨状,现在都是人人叫苦时代,而跟我左右的人,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亦万不可办喜事。”徐永昌的坚决态度终于使企图另立门户者打消了念头。 阎锡山离晋时,将山西财政整理处三、四百万元留给徐永昌支配,同时留给徐永昌的还有军事和经济的处置权(省主席商震实际上已被驾空)。
阎锡山走后不几天,徐永昌即应张学良电邀,与商震赴天津,协商晋军整编事宜。在他的力争下,最后确定的晋军序列是:步兵四个军,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基本部队由原来的军改为师而组成——商震第三十二军由冯鹏翥杨效欧两军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军由李服膺杨澄源两军组成,杨爱源第三十四军由杨耀芳、王靖国两军组成,傅作义第三十四军由李生达军及傅自兼之军组成。另: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下辖三旅。骑兵四个旅,司令赵承绶。炮兵十团,司令周玳。其余原有番号的关福安丰玉玺张会诏、秦绍观等部均并入上述四军一独立师之内。如此一来, 事实上,晋军原来的一军若干团变成了一师若干团,缩编仅是换换关防而已。
与军队的整编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约三、四个月期间,维持晋绥局面非常困难,尤其是经济。其先固然是兵多钱少,其后是队伍不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而入晋的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等部粮秣杂费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队伍、番号虽缩小,而饷额并未大减,该支付的除军粮外,尚需一些副食及杂费等等,粮是实发,饷则因晋钞跌价,无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财政整理处留存的三、四百万元,一直维持到队伍整编好,发饷为止,度过了最困苦的阶段。
徐永昌自幼从军,不甘人后,刻苦向上,积劳成疾,酿成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肺结核,医生建议静养。然而政局动荡,人在“江湖”,难以置身事外。直到部队整编完毕,晋绥军政初步安定之后,才拨冗赴北平入协和医院治疗。这时,中原大战虽早已结束,但影响却并未根除,山西驻下了如许军队,华北人心不安,社会上遂流传两种谣言:其一,宋哲元联合中央,将不利于山西;其二,石友三联合华北将领要驱逐奉张出关。徐永昌身卧病榻,心中却日益不安。权倾一时的张学良亦颇感焦虑。于是,由李石曾出面联络,徐张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协商合作之计。张学良首先表示与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对眼前复杂的局势,只有与张学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乱。在与张学良就奉晋合作安定北方达成共识后,徐永昌差其秘书长王均一赴大连专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表示赞成,并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时隔不久冯玉祥函告徐永昌,说他与阎锡山及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与此同时,阎锡山与陈济棠(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后致信徐永昌,表达同样的意思。对于冯、陈他未予理会,阎锡山处则再派王均一转达前述之意见,并强调:“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
阎锡山倾向于与冯陈的约定,1931年春夏之间,一连几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坚持说,“不可这样反复。”最后,有张煦南衔阎锡山之命见到徐永昌后,千言万语,归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关去。徐永昌反驳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战时)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孙殿英、庞更陈、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一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这是阎锡山此后打消了助石之念的缘故。
也在1931年春夏之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处、撤换县长、并秘密与南京接洽,激起晋绥将领的一致反对。7月20日,石友三于河北顺德(邢台)起兵反奉,华北将领无人附和。随即,商震军队离晋助张(学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间的8月5日,阎锡山以探父疾为名由大连飞回山西大同。次日,径返五台河边村。阎锡山归来事先并未通报,晋绥干部在感觉突然之余,自是兴奋不已,全国上下则反响强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担忧,张学良尤为不安,力主阎锡山离晋,蒋介石政府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也明确表示,阎锡山非离开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为阎锡山担保,阎锡山回晋后不几日,张学良即电约徐永昌赴北平会议。8月24日,徐永昌抵平。韩复榘来见,说:“阎伯川为何不走?我看不要让你作难了,我已与张副司令(张学良时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说好,将我的部队开到石家庄,非要阎走不可。”徐永昌不便作答。只在其后,走访了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求得于“明天会上我什么话都不说”的承诺。8月25日,在协和医院(张学良在此养病)开会,征求徐永昌的意见,他表示说:“我以为今日国家要求北方安定而有把握,必国家对山西有办法,尤其要山西自己有办法,有力量。当前晋绥政治,明明建筑在军队基础上,如军队不能统一,必致演变到紊乱混战,此不但晋绥不了,且必至引起北方之大不了,盖山西能控制黄河流域各省,对外亦形成北方之核堡地位。又山西省昔在各省之商业,十之九已经破落,此项失业归来之人极多,失业者众,社会如何能安?再看绥远,全省号称二百八十万或三百万人而实不足。日货倾销,经济停滞,若提倡实业,连带经营绥远,运用大户游资,以山西失业商人移殖绥远,岂非大好机会,大好事业,而倡之者,又必有资格地位、有声望信誉、有能力有谋猷之人,乃能集事。 我以为欲求晋绥不坏而统一,非阎先生出山不可;不但为国家保存一部分有用军队,且可使晋绥政治有办法,为国家在北方树一强大重镇,而为救济山西多数失业商人,移补绥远之人少与提倡西北实业,亦非阎先生莫属。所以在他人方惧阎先生归来为害国家,我则正庆阎先生归来而获致晋绥两省与北方之安定。”一席话说得与会者无言已对,会议不决而散。
徐永昌的多方设法折冲樽俎,虽然始终没有攻破张学良的堡垒,但是却使各方激烈的情绪得到了缓和,争取了时间。及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因丢失东北而成为众矢之的,自顾不暇,阎锡山的去留问题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后,徐永昌即进一步为阎锡山之复出而努力。这回问题的症结在蒋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着眼点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过魏道明、郑毓秀的关系,打通关节。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大环境下,经过多方努力,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27日,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终于重掌晋绥军政。徐永昌的省政,于阎锡山复出后大多延续进行,其省政总体设计的构思,更进一步演变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进行了确有成效的实施。

参赞中枢

1932年10月,徐永昌应约到武汉面见蒋介石。他即直截了当谈起不能回避的中原大战这个话题:“ 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不过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十九年之事(指中原大战),不但北方杂牌都拥戴他,即南方政府军队首脑中派代表到太原的亦不少,所以凡各方不满意编遣的人,都集合到太原,”接着,又进一步表明一再要阎锡山出山的本意:“战后的山西,晋钞五、六千万至不值二百万,尚发出有金融公债三千万,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所以收拾此局,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以军队言,听他的比听我的多;以经济言,在他手中的钱,通可拿出来。况由阎先生出山,他的钱肯花于公家一点看,阎亦是比较的清廉,若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都是拿到他自己家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在与蒋介石的几次接触中,彼此谈得很投缘。事后, 当有人向蒋介石谈起对徐永昌的观感时,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他很爱国。”
抗战8年中,徐永昌始终担任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8年中他参与的全部重大活动,如娘子关的丢失责任,汪精卫投日对国家无损,对汪个人大损。22次会战的全过程(参见长衡会战词条的详细记述)皖南事变爆发时蒋的惊讶,对方先觉投敌的认知。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签字后,经过深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受降归来之后,徐永昌即因病引隐为陆军大学校长,战局不利时出山为何应钦内阁国防部长,后来又帮助阎锡山内阁协调战事,1949年他还参与了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的苦肉计潜伏计划。 1950年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他主张自固吾圉,改良政治。这真是找到问题的根子。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上将在台北市寓所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9月26日台湾发布褒扬令,28日举行公祭,蒋介石颁赐“怆怀良辅”挽额,阎锡山送的挽联上写着:“事人忠而律己严,率部次桐封,旧帅盖棺方易帜;造诣深则所见远,扬威在国际,大猷登舰受降书。”
徐永昌上将褒扬令:“总统府资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器识弘远,志虑忠纯,早裕戎韬,为国宣力。历任师长、军长、总指挥暨绥远、河北、山西等省政府主席,治军敷政,迭著勋劳,而于抗战期间,膺任军令部部长,运筹帷幄,动协机宜,不伐不矜,厥功尤伟,赤氛既作,亟赴时艰,戡乱建邦,方资匡赞,遽闻捐馆,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恤,用示政府笃念勋荩之至意。此令。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院长陈诚。”
阎锡山上将所致祭文:“念自缔交以来,推心置腹,始终无间。义重金石,诚孚心肝。我兄高明,独具只眼。治军主攻,长才具见。调护处理,上下翕然。谋深虑远,恒化险以为夷;举重若轻,每执简以驭繁。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辅弼元首,竭智尽忠。八年抗战,功在国家。凯旋受降,扬威海外。作育人才,桃李满门。规划设计,绩着简册。方期大陆光复,再建殊勋;讵意天不慭遗,遽返道山。弟失至友,国丧元良。灵前设奠,倍增哀伤。呜呼恸哉,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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