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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应(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中国江西省安福县人。解放后,彭文应历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1957年被打为右派。张春桥曾化名常孰,写文章《质问彭文应》。在毛泽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上海会议讲话中,彭文应被毛点名。他是文革后未获得平反的右派之一。1962年12月15日病逝。

个人履历

彭文应(1904.6.27—1962.12.15),字爵园,江西安福县寮塘乡人。著名爱国民
彭文应 彭文应
主人士。他是五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

人物生平

13岁时考入留美预科清华学校。在清华求学期间,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长,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毕业后,以公费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攻读政治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至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政治硕士学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担任哥伦比亚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组织中国学生发表声明,写文章,抗议日本侵华,呼吁国人团结抗日。
1932年回国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担任教授,并担任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发表了《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等文章,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1935年,彭文应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1938年参加宪政协进会和民主同志会等组织,曾担任《民主》、《宪政》半月刊主编。“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营救工作,并随宋庆龄进行爱国入狱斗争。
上海沦陷后,彭文应赴江西,任《前方日报》主笔,在此期间,曾任江西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省立永修高级农林学校校长,南昌大学教授、总务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彭文应回到上海,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由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投入民主运动,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解散时,彭文应出任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组织主任委员,领导民盟上海地下组织进行民主斗争。1949年5月初,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彭文应四处躲避,迎来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6月至8月彭文应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1月在民盟中央一届四次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0年1月至10月彭文应又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工委副主任委员,1951年10起彭文应历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民盟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历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三届代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委,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遭受批判,其病妻邓世琳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所担职务均被撤销,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彭拒不认错。1962年12月15日,因心包炎败血症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文革时期被掘墓。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1989年民盟中央召开《纪念彭文应诞辰85周年座谈会》,高度评价了彭文应的一生,“彭文应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

详细介绍

解放前

1904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西安福县南乡西边村的一个家境清贫的小学教员家庭。1917年夏,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北京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彭文应与同乡好友王造时在全省二千多人的会考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名。他们二人与另一位同乡罗隆基后来被国人称为“安福三杰”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学业优秀, 思想进步,先后赴美留学,罗、王获博士、彭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三人积极投入各项爱国政治活动,活跃在中国政坛。在1957年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极右分子”。
彭文应在1932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等担任教授,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发生“七君子”事件,彭文应挺身而出,随同宋庆龄等组织营救,同宋庆龄一起赴苏州监狱,主动要求陪同七君子坐牢。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府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彭文应临危不惧,毅然担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四九年易帜前夕, 地下市支部几位领导人被列入暗杀名单汤恩伯下令捕杀史良和彭文应。他在申江医院被追捕,躲至屋顶后化妆逃脱,死里逃生。但被抄了家,财物搜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赶出家门。
自三十年代起,彭文应积极跟随中共,反对进攻“苏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1939年在南昌因抨击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险遭不测。后来周恩来专程前往彭文应担任总主笔、王造时任社长的《前方日报社》慰问,紧握着彭文应的手说:“彭先生,我代表党向你表示感谢”。
三十年代初某日,彭文应在沪去探望一位朋友。正言谈间,忽有一位仪表非凡的不速之客来访。见室内有人,不肯进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谈。友人匆忙走入卧室翻箱倒柜寻找什么。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换眼色,但未经友人介绍不敢招呼。过了几分钟,友人急步走入房间,对彭说,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自已的钱和钥匙都被太太带上街去了,问彭身上有钱吗?彭文应立即倾其所有交给朋友,二人都未点数便交给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后才告之,来人正是通缉要犯周恩来。当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须行贿可免送警备司令部。据彭回忆,钱并不多,相当人民币百多元,此事早巳淡忘。
上海易帜不久,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军管会主任陈毅召开一次座谈会,彭应邀参加。周一眼看出了他。及至散会,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称“彭先生”。彭正惊愕,周向他回忆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毅走来,周对陈说,这位彭先生曾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嘱咐陈毅“要记住这个朋友”。 陈毅调京后,彭去北京开会,曾被邀请至陈毅家便饭,欢谈甚久。

解放后

彭文应并未把这段往事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他作为民盟中央委员、上海负责人、上海市政协常委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是中共不可多得的诤友和帮手。他正是以这种磊落的心态参加“助党整风”运动的,不料最终惹祸上身。
上海的反右运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领导。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在上海党政干部会上点名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化名“常孰”,在1957年7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彭文应》的文章,组织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围攻彭文应。同时在上海市人代会,民盟市委和其它地方也对彭文应进行攻击。把他善意的意见歪曲为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彭文应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会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他作了两个半小时的发言,一方面声明自己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继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作用和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会上有人把他喻为“披着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顽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种种“检查”中,他始终不认一个“错”。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 哪怕只要低一下头,认一个错,就可“从轻发落”。彭文应不领这份情,继续坚持自已的主张,“负隅顽抗”。发誓说,“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在为党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当年在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中, 很少有彭文应这样的顽固分子。在上层爱国人士中更加少有。他“拒不低头认罪”的态度,激怒了党内某些领导人。这便是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原因。
彭文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撤销盟内外一切职务,保留盟籍,取消工资,断绝生活来源,监督劳动,逐出南昌路五十五号花园洋房,八口之家迁入一户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儿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厕所搭床睡觉。妻子邓世瑢曾是刘海粟美专的学生,1957年7月19日张春桥发表《质问彭文应》一文时,猝死于医院,时年仅四十四岁。届时彭正被批斗,不让见最后一面。次子彭志平被迫自杀,才十九岁。
在如此凶险的处境中,中共统战部的官员和民盟代表乘机上门“劝降”。见到他和家庭的悲惨处境后,有一位统战部官员规劝说,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造时摘帽后也来劝过他。二女儿薇薇曾跪在彭文应面前求他:“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在原则问题上,彭文应的信念异常坚定,坚持“……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他背负着极右分子的沉重的枷锁, 在家破人亡的绝境中,仍不放弃言责。于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秉书直言上万字,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同一个1962年的12月15日, 彭文应贫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败血症,抢救无效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时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的肺腑之言
彭文应虽然是政治学硕士,但因深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感兴趣。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的心思更加转向了研究科学,从事发明创造。
他曾研究过糙米问题,呼吁人们吃糙米以增加维生素 B 1。为此,他还专门请上门给他做思想工作的老友王造时,替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借阅有关的参考书。
1958年下半年,当上海许多“右派分子”被集中到郊区劳动时,彭文应也奉命去了。但他声明在先:“我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不是作为右派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到了农村,他居然研究起如何改良农具。
1960年的一天,彭文应专程赶赴上海市航道局,说是要提“合理化建议”。他拿出一张图纸,图上画着长长的“列车船”。他解释说:“采用‘列车船’运输,可以节省燃料,提高运输效率。”航道局工作人员觉得他的建议颇有可取之处,尤其认为他关心国家建设的热情可嘉,于是问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但彭文应不愿告诉他们,留下那张“列车图”便默默地走了。
实际上,彭文应此时早已没有工作单位了,只是一位在家闲居的人。不过,他总是闲不住。除了以上创造发明外,他曾设计过“保温饭盒”,以使建筑工人、地质队员、农民在野外工作时能吃上热饭;也设计过“钩搭砖”,砖上有钩,以节省灰浆,增强牢度;还设计过“两面裤”,可供两面穿,既节省布料,使用寿命也比原来长 1倍……
彭文应想以他的创造发明来造福人民,造福国家。
在次子彭志平自杀身死后,彭文应明显地衰老了。1962年 11月,彭文应的心脏病加重。王造时闻讯赶来,亲自送他到广慈医院,并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多多关照。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也纷纷前往医院问候。
此时,彭文应已是油尽灯枯。经救治,他的生命仅仅延续
彭文应 彭文应
了30多天,12月 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终年58岁。
当彭文应隐隐感到时日无多之际,曾经连续熬夜,在 1962年写就一份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他用满腔热血发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但彭文应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难得安宁。当“文革”狂澜突起后,彭文应及其妻子、爱子的墓,一起被扫荡得无影无踪。
1989年12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礼堂举行“彭文应同志诞辰 85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在发言中表示:“彭文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纵观他的一生,虽也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专程赴沪出席会议,并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谈家桢等人发表了讲话,这次纪念座谈会,实际上是为彭文应恢复了政治名誉。

评价

他的老同学潘大逵先生在《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一文中回忆道:“30年代初文应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畅叙,忽又有一位仪表堂堂身着西装的不速之客来访。因见客房里有陌生人,便不肯进入,只在过道中和文应之友交头接耳私语几句,文应之友便立即匆忙跑进寝室寻找什么。客房的门开着,文应和站在过道中的西装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换眼神,但因未经介绍,西装客人面容又极为严肃,相互都未招呼,当然更说不上交谈了。约过一二分钟,文应之友复急步回到客房,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文应同志回忆,钱并不多,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经淡忘。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同志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30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个人作品

给青年
立志不怕大,做事不怕小。着眼不怕高,着手不怕低。头脑不怕冷,心脏不怕热。胆量不怕大,心思不怕细。赴义不怕前,享乐不怕后。工作不怕重,报酬不怕轻。反对不怕有,赞成不怕无。成功不怕退,失败不怕进。主张不怕硬,应付不怕软。内心不怕方,外表不怕圆。交友不怕多,知心不怕少。责己不怕重,责人不怕轻。说话不怕少,做事不怕多。语言不怕浅,意义不怕深。改过不怕快,进步不怕慢。道德不怕旧,思想不怕新。经验不怕早,事业不怕迟。成功不怕迟,准备不怕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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