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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舜生(1893年--1969年),谱名学训,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他与曾琦、李璜并称“曾、左、李”,是中国青年党的党魁,在变幻莫测的民国政坛上叱咤风云、显赫一时;他与李剑农、蒋廷黻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著作丰硕,卓然成家;他是“书生略带名士派”,在访问延安的繁忙日程中还提出要去看望江青和丁玲。

简介

左舜生(1893年--1969年),谱名学训,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为青年党骨干人物。1913年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系。1919年7月,与曾琦、恽代英毛泽东张国焘李大钊张闻天邓中夏李璜、何鲁之、余家菊陈启天黄日葵刘仁静段锡朋罗家伦、易家钺、易嶷之、熊梦飞、田汉沈泽民何公敢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主编;后任该会执行部主任。1920年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主任。
左舜生 左舜生
1923年,与曾琦、李璜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党,1924年任中国青年党党刊《醒狮周报》总经理。"九一八"事变后,再创《民声周刊》,鼓吹抗战。后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发行《国论月刊》,并当选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47年任行政院农林部长。
1949年赴台。后移居香港,任教于新亚书院。1969年返台,促成青年党团结后返港。旋病逝台湾。终年76岁。

党魁

左舜生与少中学会会友合影,前排左二为左。 左舜生与少中学会会友合影,前排左二为左。
 左舜生于1914年,在其长兄的资助下入上海震旦大学,与曾琦、李璜分在同一宿舍,由此奠定了“曾、左、李”三人事业和生活的终生友谊。1919年初,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年10月,在王光祈出国留学后,他继任学会执行部主任,并主编《少年中国》月刊,负责联络散居于国内各地和国外的一百多位会友,安排会友的往来、通信、汇款、会务及著作出版等事。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历练,成为其一生政党活动的牛刀初试。
  少年中国学会分裂后,曾琦、李璜等人于1923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提倡并信服国家主义。1925年春,左舜生加入中国青年党,1935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与曾琦、李璜并称中国青年党三巨头。
  左舜生对政治形势极为关注,并常在各大报刊发表时评,声名鹊起,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3年到1934年之交,蒋介石两次托人带话给左舜生,希望能与他面谈。1934年5月,蒋在杭州给他发电报,约他暑假到庐山见面。
  为了应对与蒋介石的谈话,左舜生认为在抗日的大背景下,青年党必然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坚持三条原则:一、青年党信仰国家主义,爱国第一,主张民主宪政、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个基本立场,不容动摇。二、左本人是一个书局的编辑员,同时在大学教书,对实际政治无经验,也无兴趣,假定蒋先生要我担任什么纯政治性的工作,我只能婉谢,这是我的身份,必须保持。三、听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也很多,如果我们真要走上与国民党合作的路子,我主张只能以整个国民党为对象,决不参加他们派系的角逐,以避免无谓的纠纷。他把自己的这个三原则概括为三句话,即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角逐。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曾琦的认可。
  1934年7月,左舜生在庐山和蒋介石见面,先后会谈两次。蒋意犹未尽,请左随时通信。这是除了共产党之外,蒋与另一党派要员会晤的较早记录。左舜生对当时的蒋印象很好,认为蒋是“当前一位了不起的人物”。1938年初,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虽有抗日的言辞,更有加强专制的反动政策。当时,各团体多对此加以抨击。左舜生却以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于1938年4月21日致信蒋介石,表示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以极端之善意迎之”。此举被蒋赞许为“思深虑远,至切钦佩”。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成立了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构,并把各党派领袖和各界社会名流悉数网罗进来。左舜生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开大会时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休会时任驻会委员。他也积极参与、推动了抗战中期和后期的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参政会的这一经历使他认识到“民主政治在中国之实现,不仅确有可能,而且实实在在有其必要”。
  为了于国共两党外形成一种制衡力量,进而组建一具有较大规模的大党,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等于1941年3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任主席,左舜生担任秘书长直至青年党退出民盟。这期间他长期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民盟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左舜生之手。1945年7月,左舜生还以民盟代理主席身份与黄炎培、傅斯年等5名参议员一同访问延安。左舜生等人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多次会谈外,还与曾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毛泽东、张闻天进行了单独会谈,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青年党由中间党派迅速转变为国民党政权的追随者。它从民盟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个党派参加了1946年1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宣布召开其一党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对这种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径坚决反对,拒不参加会议。左舜生却于11月16日以青年党宣传部长身份向国民党提出了本党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使该党完全成为国民党独裁、内战的御用工具。
  1947年4月,青年党与国民党、民社党共同签订《国民政府改组后施政方针》,组成所谓三党联合政府。左舜生出任国民政府政务委员兼农林部长。他认为,农林水利事业是国家的基础和命脉,地位非常重要,同时,是一个纯技术部门,人员必然要有专门的学识、经验,易于人事安排。基于这两点,他愿意出任农林部长,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有所作为。
  左舜生于1947年5月出任农林部长,至1949年3月因行政院总辞职离任,时间将近两年。任职期间,他深知自己的花瓶地位,对人事处理较为圆滑。他对部中原国民党籍的官员全部加以任用,而对青年党中想借机到农林部做官的人晓以用人不徇私情的道理。1948年,部中三位国民党籍的单位主管因舞弊被揭发,左舜生却加以掩盖,未加处理。
  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农业上,力争有所成就。他制订全国性粮食增产和民生必需品的增产改进计划,开展土壤与肥料的研究、建立造林实验区和水产研究所。还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左舜生的作为博得了蒋介石“立身无改儒素、爱国出乎至诚”的称誉。
  1949年4月,左舜生携家人赴台湾,9月去香港定居。尽管退到台湾的中国青年党依然奉他为党魁,但左舜生不再涉足青年党的党务,其政治生涯基本结束。

学者

左舜生治史受梁启超章太炎的影响较大。左舜生在求学时期就认真搜罗阅读过梁启超的著作,他称赞梁启超说:“梁任公为现代中国做启蒙运动最努力的一人,他治学重点关于史学的一面,更为我所私淑。”后来他回忆说:“在最近三十年去世的有名人物中,令我至今感念不忘,好像他们依然活着,而我对其骤然死去乃抱着莫大的遗憾,在我的前辈中,则以梁任公先生首屈一指。”章太炎的治学精神和治史态度对左舜生的影响匪浅。两人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交往了两年多的时间。章太炎建议左舜生看陈寿《三国志》中之裴松之注,说“此书简练谨严,如能同时细看裴注,则可悟古人运用史料之法”。对此,左舜生说:“余于此书曾翻阅三四遍,得先生之力为多也。”  左舜生毕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就以重视中国近代史而著称,并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如《近代中英外交关系小史》《近代中日外交关系小史》《辛亥革命小史》《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及续编等。陈启天认为:“这几种书的出版,确立了先生终身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也引起了我国学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世人也认可“左舜生为近六十年来,注意研究中国近代史三五先驱之一。与李剑农、蒋廷黻齐名,而各有树立”的评价。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左舜生远离政治,选择在香港定居,以讲学为生,先后在新亚书院、珠海书院、清华书院、华侨书院等大专院校任教,主讲史学、中国近代史等课程。
  左舜生对中国近现代史料至为娴熟,一方面他曾长期在中华书局做编辑,接触了许多史料,另一方面以左当年活跃在中国政坛,相识遍天下的丰富人生经历,近六十年来中国历史重大事件之发展变迁和历史人物的为人、学问、掌故,他或参与其事,或熟知内情,对史料了解甚多。阮毅成说:“左先生对史料的搜集很勤,分析很明,立论更是很公正。我常怀疑许多史料的正确性,尤其是若干史话,得之于辗转流传,未尽可靠,而左先生却常给我一些批判,说何者应该是真的,何者应该是假的。凡他所说,他皆有坚强的立论根据。我不得不推崇他的博识与他的能信其所信。”
  左舜生在大学讲授历史时,往往由于亲临其境而激情与理性并存。他的学生回忆,左先生授课,徐速有节,井井有条,而不用看讲义,尤于近代史一课,至为生动,每论人议事,皆如亲历其境,如数家珍。说到激动处,每每语调突变,声容俱动,白眉略蹙,手指作势,或“掩卷长叹”,或“抚胸长笑”。有时兴犹未尽,便在课后,约一二同学到附近茶社,“一杯在手,一根香烟,便继续他的谈话……”学生则如沐春风,心向往之。
  左氏的史学观受其多年从政经历影响,并带有书生意气,形成对历史的感性认知是其学术特点。例如对于“五四运动”,他认为:“五四”决不反对历史的回顾,但着眼在旧文化价值的重估,其精神是进取的,决不是保守的,其目的在提炼旧的在新的中间去找位置,绝不在歪曲或贬损新的在旧的中间去求附会。不只“中体西用”之说与“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国本位”之说,也与“五四精神”格格不入。
  左舜生很重视对日本历史的研究。他对友人说:“我是一个对日本抱有深忧切虑的人,虽及我之身,难有切实贡献,总希望把我所能见到的告诉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如不能妥为应付,则在亚洲终为中国患者仍为日本。”基于这样的认识,左舜生很早就注意研究日本历史。上世纪二十年代写有《中日外交关系小史》一书外,还发表《二十一条交涉始末》《最近五十四年间中日交涉大事年表》等文章,开其日本研究之先河。晚年又多次到日本实地考察,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左舜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长达四十多年,出版了许多史学著作,有《中国现代名人轶事》《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中国近代史四讲》《万竹楼随笔》《中国近代史话》初集二集、《文史史话及批评》《黄兴评传》等。未辑成册的有《宋教仁评传》《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思想与著作》。这其中《万竹楼随笔》曾四次印刷,畅销一时。

名士

左舜生的同学、同党李璜评价左是“书生略带名士派”。 左舜生“一生好人名山游”。在上海生活时,每逢假日,他都要拉着好友去游上海附近的名山胜水,或去邓尉观海,或往嘉兴游湖,或跑到焦山吃鲥鱼,或游扬州瘦西湖平山堂。每次游览间或写些小诗,大都没有存稿,但有些清词丽句,如游扬州,写有“春尽江南又江北,我来犹见杜鹃红”。也写过一些新诗,其中《南京》一诗曾入选台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书,诗是这样写的:“南京,我要和你小别了!我和你两年多的恋爱,多谢你送给我许多自然的美,莫愁湖边的柳,复城桥上的月,古道的台城,暮色的钟山,柳啊!月啊!我愿你永远恋着你的湖,照着你的桥,我要和你小别了……”
  晚年的左舜生喜欢三件事:买书、打麻将和认干女儿。
  左舜生在香港生活清苦,曾经开过一家“荣康商店”,买卖杂货,维持生计。他还收藏有一些名人字画和珍本书籍,都视为珍宝。有一次,他拿出一套印刷精美的线装书《太白全集》,对朋友说:“假如有一天经济拮据,我也会忍痛割爱。”又指着墙上徐悲鸿的画作《奔马》说:“徐悲鸿的画作近年已不多见,人人视如珍宝。假如有人愿出港币五千元,我也出让了。你替我留意看有谁欣赏此画吧!”在生活困难时,他往往卖书为生。但当口袋中有钱时,经过书店,他却又欣然购进许多新书。
  蜗居一隅,忧时愤俗;去国怀乡,穷途末路,左舜生心中的烦恼和感伤不言而喻。因此,他十分热衷方城之戏,藉此“忘掉一切”,麻醉自己。他住在九龙时,一旦牌瘾发作,居然肯渡海前去香港岛找人打牌。平时打牌,通宵达旦更是常事。加之年事已高,弄得他面黄肌瘦。有时过于投入,竟会耽误他写那些约稿文章。一些朋友好心劝他,他却说:“像是没听于右老说过吗?倘若人人把精力放在麻将上,天下也就太平了!”他依然乐此不疲。
  左舜生的父亲左莘农是一位举人,当时小有名气,所谓“长沙左莘农,善化杨墨农”。据左舜生回忆,其父对男女生活“相当浪漫”,但左母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偶有小小暗斗,却从未扩大到不可收拾”。左舜生成名后,也继承了其父浪漫的基因。他喜欢女色,喜欢谈论女人,自己也直认不讳,自称“好色而不淫”,是发乎情止乎理的类型,并声言此乃名士应有之风流。1945年到延安访问,他竟然在百忙中向周恩来提出安排时间访问江青,适逢江青生病,他又提出去看望“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而没有见到江青,更成为左舜生延安之行的“遗憾”。
  定居香港后,左舜生更以认干女儿著称。左为表示此举无他,经常请一些朋友去他家参加认干女儿的仪式,并要干女儿拜其妻黄竹生为干妈。他所认的干女儿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不仅有中国女孩,还有外国姑娘。上世纪50年代,他奉蒋介石之命去日本搞“亲善”外交,每有闲暇,即去看望一个在东京的干女儿。
  左舜生去世后,他手下的一些人把左认干女儿解释为“膝下寂寞”。当时,左有五子二女,除四子左宗明留在大陆外,其余均生活在港台,来往极其方便,膝下并不寂寞。其实,左认干女儿不过是其不可遏制的所谓名士风流罢了。
  遥望故国家园,回首前尘往事,曾经的党魁、学者、名士左舜生晚年把自己的忧伤感慨都写进诗词中:“软水温山、丹枫白露,海舟点点神州路,谁言游子竟忘归?归帆总被秋风误。浊酒休停,闲愁休诉,欢娱共把颓颜驻。从头收拾好家居,思量未必他人错。”将至生命的终点,左舜生才感悟到自己一生的道路也许走错了。

著作

著有《万竹楼随笔》、《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陈正茂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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