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山碑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峄山碑》即《秦峄山碑》的简称,《秦峄山碑》者,始皇帝东巡,群臣颂德之辞,至二世时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峄山实无此碑,而人家多有传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此本文宝云是铉所摹,文宝又言尝亲至峄山访秦碑,莫获,遂以铉所摹刻石于长安,世多传之。

介绍

《峄山碑》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时所刻,是秦刻石中最早的一块,内容是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的功绩。峄山又名东山, 与泰山南北对峙,孟子所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东山即指峄山。原石已不在,相传魏武帝曹操登山时令人推倒。

碑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
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
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
登于绎山①,群臣从者,咸思攸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
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
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
注:①绎山:指峄山

碑刻历史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山东济宁邹城峄山立下的刻石,即后世所称《峄山刻石》,是现存最早的秦篆刻石。
  《峄山刻石》为秦相李斯撰文并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曾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祭山川之事”,说明秦始皇曾上峄山(今山东省济宁邹城境内)立《峄山刻石》;后又上泰山,立《泰山刻石》;再东行至琅琊(今山东胶南县西南), 立《琅琊台刻石》,其内容皆为歌颂他立国的功德,《峄山刻石》是他的第一个刻石颂扬其废封建立郡县的功绩。
原秦峄山篆碑,立于峄山书门。唐《封演闻见记》云:此碑后被北魏太武帝登峄山时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迩,碑虽倒,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常疲于奔命送往迎来,便聚薪碑下,将其焚毁,从此不可摹拓。到了唐代,有人叹惜秦碑被毁,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予枣木板上。因此,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句子。明代杨士奇《东里续集》,称峄山刻石有7种翻刻本(今称有9种之多),即“长安木”、“绍兴本”、“浦江郑氏本”、“应天府学本”、“青社本”、“蜀本”,“邹县本”等。《宋史》记翻刻峄山碑的郑文宝,善篆籀书,师事徐弦。今西安碑林所藏《峄山刻石》,便是南唐徐弦临写,郑文宝重刻的,现存于西安碑林第五室,圆首方座,通高218,宽84厘米, 两面刻文,共15行,满行15字。此石刻于宋淳化四年(993年),距今约有九百余年的历史。
  《邹县志·古迹卷》记载:“宋元佑八年(1093年),邹令张文仲于北海王君向获李斯小篆,刻诸厅峄阴堂,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县令宋德,乃夏津人也,叹是碑残缺,恐致泯绝,乃命工砻石纂刻于其侧。” 今济宁邹城孟庙存有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篆刻《峄山刻石》,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原立于邹城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刻石呈竖长方形,水成岩石质,四面刻字。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侧面刊刻颂扬秦始皇功绩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诏书。小篆体,每面5行,共222字:“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该碑刻文今已泐毁37字,尚存185字。左侧面以行书刊刻跋语,记述摹刻经过。

版本

一:“长安本”。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内所看到的《峄山碑》就是后世艳称的“长安本”。圆首方座,通高218厘米,宽84厘米,两面刻字,一为九行,一为六行,行十五字。
二:“绍兴本”。元至正元年(1341)申屠駉摹刻于绍兴学府。
三:“应天府本”。元至元十二年(1275)李处簨摹刻于江宁应天学府。
四:“邹县本”。宋张文仲摹刻于邹县。
五:“青社本”。宋绍兴四年河南李仲坦摹刻于青社郡舍。

碑刻评价

其形式皆为四言韵文,字迹横平竖直,布白整齐,笔画挺匀刚健,风格端庄严谨,一丝不苟,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整齐化一、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这些刻文,对后世碑刻铭文书法都有一定的影响。
唐张怀懽在《书断》中将李斯的小篆定为“神品”,赞曰:“画如铁石,字若飞动”,称其用笔“骨气丰匀,方圆绝妙”,由此可知李斯的书法结体稳健匀称,法度谨严,故书界有“学篆必先宗‘二李’(秦,李斯;唐,李阳冰)”之说。
《峄山碑》线条圆润流畅。结果对称均衡。形体清瘦修长,风格精致典雅,可谓一派贵族风范。加之该碑笔法严谨,端庄工稳,临写尤其能强化手腕“提”的功能,增强“中锋”意识,因而不失为学书入门的最佳范本。

临摹要点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认为此碑线条粗细匀称,用笔似乎简单,甚至以为用秃笔或将笔尖剪掉书写即可完成,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其原因是未能“透过刀锋看笔锋”,对小篆笔法没有作深入了解所致。倘若将《峄山碑》解析解读后便可发现,其线条是在圆匀的笔致中凝结着敦厚的力量,滋润而不软沓,流畅而不浮滑。它使人们在圆匀劲挺的点画中,仍能品出隽永超逸的韵味。可以说,《峄山碑》线条的墨迹呈现应当是鲜活的,跳荡的。既有力度又有厚度,更有线条自然的粗细变化及书写时的节奏变化,切忌把它当成板滞僵硬的美术体对待。
临写此碑。首重用笔,妙在用锋。因为没有写出高质量的线条,结构再好仍是无功而返。因此,掌握正确的用笔方法至关重要。那么,应当怎样临写此碑或者说应当注意什么呢?我们知道,小篆的点画只有两种,一是直画、二是弧画。但无论哪一种点画。其书法都有“起、行、收”三个过程。所谓“起”,即“逆锋起笔”,它要求笔锋应朝行笔的反方向入纸,使其锋藏。对初学者而言,起笔“藏锋”使一个难度较大的而又必须首先解决的技术问题。它不仅关系到点画书写的力度,而且对点画之间的承接呼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熟练地掌握“起笔”的这个技术动作,学书要想深入那将是寸步难行。所谓“行”,即“中锋行笔”,它要求匀笔时笔锋处于线条的中间,同时应充分利用笔毫的弹性,用“提”法抽擎“杀纸”而行。当然,在运笔的过程中并非就是“一味”的“提”,其中也有“按”的成分控制线条的圆匀及水墨的掺入含量。并且,不让笔墨“走偏”,还常常伴有连续的提按交替动作,这种情况在书写弧画时尤为明显。但应注意的是,书写弧画时,最好不要用“捻管”的方法来维护“中锋”,而应尽可能通过“腕”的“旋动”,伴以微妙的提按来对锋芒加以驱动,这样产生的线条更富有弹性。另外,在连续出现弧形的线条时,“提按”的幅度还可能加大,但一定要注意“交接”自然,不露圭角,以保持线条的流畅。所谓“收”,即“回锋收笔”,它是运笔至点画尽头时的一个技术动作,通常为“一驻即收”并伴有轻微的“反弹”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收笔的“回”并非是为了填补点画尾部的缺陷,而是“回头”寻找下一个“落点”,同时,在“回”的瞬间将笔锋“挺正”,以迎接下一个“逆锋起笔”。
再就是“笔势”的问题,临写《峄山碑》切忌将每个字视为点画的机械组合,而必须考虑到“形”所导致的“势”的重要作用。如果把字比做人体,四肢五官如同点画,则“势”就是“筋脉相连”。尽管它是看不见的,但却是维系生命的“内在网络”。人一旦有了“筋脉相连”,就有了生气、活力,一旦缺少“筋脉相连”,就如道具“模特儿”,哪怕外观再美,一看便是“死”的。因此,就书法艺术而言,“形”的作用远远无法与“势”抗衡。有了“势”,字就灵气飞动。没有“势”,字就板滞僵硬。那么,临写《峄山碑》怎样才能产生“势”呢?关键再处理好点画之间的呼应关系。即在熟练地掌握各种点画的书写的基础上,在具体书写每一个字时,不要将各个点画孤立地看待,而要将他们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第一个点画书写完毕,应顺势使笔锋迅速地找到下一个“落点”。也就是说,上一笔的“收笔”就是下一笔的“逆锋起笔”,而下一笔的“收笔”又紧接再下一笔的“起笔”,这样承上启下,环环相扣,循环往复,自然意气连贯,顾盼生情,神气活现。
“学书之要,惟取神、气为佳。若模(摹)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蔡襄《蔡中惠公文集》)。过去许多人临《峄山碑》,多重结构而不究用笔,多重形而不求质,故往往落入俗套,这一点不能不引起临习者注意。

相关链接

李斯

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秦朝丞相,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秦统一之后,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提出并且主持了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的统一。秦始皇驾崩后与宦官赵高合谋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因其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被世人尊称为“千古一相”。

篆书

篆书的发展 是与古文字发展紧密相联的。它作为篆、隶、草、行、楷五体书之首,是书法艺术中具有独立意义并独具特色的书体。今天,篆书在文字应用方面虽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这种书体处在前书法的文字起源与应用时期, 直接关系到研究我国古代文明,追溯历史的重大课题,再加上这种书体 在两千余年的发展史中,经历了多次演变,又以它在书法上的独有特征 和美的表现贯穿于整个书法史中。因此,它是文化传承的命脉,在考古、 文字研究、哲学、美学以及人类社会学诸方面,具有任何书体无法替代 的重要作用和研究价值。
  我国文字历史悠久,形体变革多样。在古文字阶段,对篆书的分界 历来众说纷纭,莫衷—是。按通常讲,在篆书系统中把秦以前的文字称 为“大篆”,把秦实行统一的文字称为“小篆”,这是较宽泛的说法。实际上在我国最早发现陶文之后,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用汉字记载的文字 资料,应该说是“甲骨文”。也就是说,应当把甲骨文单独作为一种书体; 其后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金文”。到东周时期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 进而又发展为秦国的小篆。这些在文字孳乳演变期中的不同说法,都涉及到古文字的许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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