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派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单词注释: 守旧派 shǒujiùpài [英文:square;conservative liner] 定义: 局外人或在爱好、举止或生活方式上古板、守旧,或自恃高尚,持保守态度的人。

战国时期

商鞅变法守旧派变法派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清末时期

清末守旧派与立宪派

戊戌时期有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守旧派,那么守旧派的头头就是老佛爷。其他的王公大臣,可以说都是守旧派。例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恭亲王,北京有个恭王府,恭王府的主人就是守旧派。除了恭
亲王之外,还有一个掌握大权的庆亲王,“庆”是庆祝的“庆”,恭亲王是奕欣,庆亲王是奕劻,这个庆亲王也是守旧派。所以当时清朝朝廷里边的王公大臣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守旧派。维新派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而且他们没有实权。
在清廷与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相对立的是守旧派,这是一个思想保守、反对立宪的政治派别,其成员包括三种人:一是排汉思想颇强烈的满族亲贵,如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荣庆、醇亲王载沣、陕甘总督升允、贝勒毓朗、旗人良弼等。他们认为“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册,第473页。)”;二是既善于揣摸亲贵心理,又与袁世凯等人矛盾较深的汉族大臣,如大学士王文韶孙家鼎,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机吏部尚书鹿传霖,都御史陆宝忠等。这些人都是“久处要津广蜚令誉者”,担心“立宪利新进不利耆旧,”(《时报》丙午年八月二十九日、三月十九日。),一旦变更政治体制,自己的权势地位将为袁世凯所取代,故附合亲贵反对立宪;三是闭目塞听、恪守祖宗成宪不能变的顽固官吏,如内阁学士文海,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以及大批号称“清流的御史胡思敬赵炳麟、刘如冀等。在他们看来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乃历代圣神文武垂创后世,我朝列祖列宗损益至三”(《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39),是“至善至美”的,立宪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2),是“速贫、速乱、速亡”之道。这三种人中前两种身居高位,深得慈禧宠信,后者人数众多,且善于摇唇鼓舌。他们的结合就不能不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立宪势力,影响和阻碍着预备立宪的进行,同时它又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混杂在一起,更使清末政潮迭起,新与旧、新与新、旧与旧、汉与汉之间的倾扎十分激烈。
在清末预备立宪活动中存在着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主要由四种人组成:一是原先的洋务派,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二是出国考察大臣,如端方、载泽、戴鸿慈达寿李家驹等,三是驻外公使,如孙宝琦胡惟德汪大燮、张荫棠、梁诚等;四是较开明的满族亲贵和汉族大臣,如善耆、锡良赵尔巽、瑞□、岑春煊林绍年沈家本张百熙唐景崇程德全袁树勋等。这些人之所以主张在中国立宪,是与他们的经历,尤其是资产阶级化倾向分不开的。

具体原因

第一,他们大多是清末新政的积极倡行者。
第二,他们大多对“西学”颇有了解。
第三,他们大多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联系密切。
如果我们将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的职务加以排列,就会发现他们是以地方督抚为中坚的。如以预备立宪宣布的1906年为例,在全国8个总督中,赞成立宪的就有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周馥、云贵总督岑春煊、四川总督锡良闽浙总督丁振铎7人,而反对立宪的仅陕甘总督升允。自太平天国后,地方督抚的权力急剧膨胀起来,成为享有一方用人、财政、军事大权的地方割据势力,“西人尝谓,中国二十一省,无异二十一小国”(《时报》丙午年八月二十九日、三月十九日。),他们的政见与他们的实力相联系,因此在清政府的重大决策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尤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不仅掌握着一支六、七万人的北洋新军,而且还兼有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八项要差,成为中外推崇的“强人”,加上他又深得慈禧的宠信和有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作后台,故在清廷中地位举足轻重,当时“朝有大政,每由军机问诸北洋(指袁)”(张一□《心太平室集》卷8)。袁世凯和多数督抚赞同立宪,就不能不促使清政府作出立宪的选择,实际上清末预备立宪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尤其是袁世凯、端方等人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

宋代时期

宋仁宗变法派与守旧派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而国家积贫积弱、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是风俗日薄、法度不立,因此当神宗问变法以何为先时,王安石明确表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
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使皇帝择尧舜之术而行之,自上而下,从而达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目的。宋代腐儒的思想弊端当时已经暴露无遗,成为变法革新的主要障碍,不革除这些弊端,改革就不可能推行下去。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论,不光是在具体的法令和措施上,最主要的还是在指导思想上。

争论焦点

双方争论的焦点,首先是在变与不变、创新还是守成方面。
守旧派清一色地坚持不变,其依据则是儒家重视守成的思想。儒家重视对传统的继承,重视稳定,因而害怕变异,孔子就曾经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守旧派对变法充满了恐惧和仇恨,甚至有人不论青红皂白,一提变就反感,如司马光就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将王朝更替的原因单纯地归结于变法,认为如果汉朝的统治者坚持执行萧何订立的法度,就不会衰亡;如果三代之法不改,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就不会衰亡,总之变法是历代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因此变法就是罪过,变就是错误。也就是说,变就是不对,只能越变越坏,没有变好的可能。
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任何革新都是错误的,历史永远是倒退的,只能守,不能变。同样是强调三代之治、先王之道,司马光与王安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司马光将三代作为最完美的时代,将历史的演进(应当说是倒退)的原因归结为变法,既然变法只能越变越坏,那就只能不变。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司马光认为三代最好,那么他对本朝如何看待呢?司马光也不是糊涂虫,他肯定发现了当时存在的弊端,既然他也认为本朝不如三代,为什么不法先王之道,使本朝达到三代的水平呢?要达到三代之治,不就需要以先王之道变今日之俗吗?大概他的历史观是极为悲观的,根本不相信还有改好的可能,以至于他坚持认为,如今不如三代是变革造成的。因此,北宋发展至今尽管很不理想,也只能保守这个烂摊子,否则不管怎么改,都会使现状更糟。
司马光是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以他这种如此怕变、如此恨变的指导思想,指望由他主政局势会有所好转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司马光却并非真正的“保守”,也不是真的害怕任何变革,他在言行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他一上台,就尽变新法,不但要变,而且是蛮横不讲理地硬变——在五日之内尽废新法,这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最极端的“变法派”了。既然“祖宗之法不可变”,他何以悍然尽变先帝之法,难道已驾崩的神宗皇帝不是祖宗吗?难道神宗所制之法在哲宗朝不是“祖宗之法”吗?司马光的道德学识古今称颂,人皆以之为纯臣,而他却在大行皇帝尸骨未寒之时,迫不及待地尽废“父之道”,此岂忠臣孝子所宜为?像他这般尽改初衷,急于“变祖宗之法”,于祖宗不可为孝,于先帝不可为忠,却又以“以母改子”为名,狐假虎威,假太后以欺先帝,司马光昭然之心,恐怕路人皆知,何以自欺欺人,愚弄天下后世!
守旧派一边疾呼“祖宗之法不可改”,一边又对司马光尽废祖宗之法称颂不已,道是“大得人心”,不知其所得者,何人之心?看来他们对于变与不变,并非真的立场坚定,而只是希望满足他们的私利。对于损害他们利益的,不仅要变、要彻底清除,还要快变,恨不能一日尽变。
守旧派鼓吹“利不百,不变法”,司马光言“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就是说只有纯利无害、万无一失之时才可变法,坏得不可收拾时才可改建。甚至居室大坏之时也不能随便改建,要看是否有良匠美材,如果没有,还是守着破屋子好,不然连旧屋都没有,就只能受风雨之苦了。
守旧派对变法的要求极高,必须万无一失,必须有利无害,必须没有任何失误。而对守成则要求极低,能守着破屋子也是成就,只要有个样子,只要还能遮风挡雨,只要天下还没彻底大乱,就算是成功。至于民间疾苦、外敌欺凌,都没关系,都可以忍。含污纳垢、卑躬屈膝、割地赔款,都没什么,只要天下不改姓,只要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就没问题。这就是守旧派的哲学。
王安石等变法派则认为,先王之道有可变,有不可变,法先王关键是法先王之意。时代是变化的,法令必须随之调整,合时而变。吕惠卿指出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有五年一变者,有三十年一变者,有百年永远不变者。政令与法制必须随时而变,而伦理道德则是永远不变的。吕惠卿的观点依当代的标准来看还不够彻底,但言有变有常则是合理的。
且不论变法派的是非成败,单就锐意求新求变这一点就是值得效法、值得肯定的。守旧派可能也不是一无是处,但固守旧规、不敢求变这一点却是应当否定的。守旧派保守怕变的传统一直影响至今,成为中国发展缓慢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需要重视和反思的。

利益关系

双方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就是义利关系问题。
守旧派坚持孔子割裂义利的旧说,以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辩就是君子小人之辩,言义者就是君子,重利者必是小人。按照这一标准,积贫积弱是功德,富国强兵反而成了罪过。
守旧派对变法派所加的罪名之一便是“征利”和“富国强兵”。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大引孔孟之言,力陈言利之病。攻击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行均输夺商贾之利,散青苗收农民之息”的做法是背弃孔孟之道,罪名不可谓不大。
范纯仁也一再上书,攻击王安石“任用小人,专兴财利”,称其“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指责王安石忘记了旧学的先王之道,舍弃王道讲霸道。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对富国强兵大加攻击。他指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苏轼的这一套歪理无非是孔子义利说的翻版,并无深义。贫富强弱都是利的范畴,因而无足轻重。而道德之浅深、风俗之厚薄则是义的范畴,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义和利还是完全矛盾的。重义轻利,贫且弱,则道德深而风俗厚;重利轻义,富且强,则道德浅而风俗薄。国家的长短存亡不在有功,甚至越是富强就越容易灭亡,越是贫弱就越容易长存。商鞅富国强兵,社稷沦亡;仁宗十战九败,传国久远。
苏轼特别表彰仁宗,认为仁宗持法至宽,对官吏“专务掩覆过失”,且无为而治,“未尝轻改旧章”,虽然无所成就,兴兵则“十出而九败”,理财则“仅足而无余”,却因“德泽在人,风俗知义”,不仅使其本人尽享哀荣,去世之日更是天下尽悲。其所立之法必能使社稷长远。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文学革命

一些 守旧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刘师培等于 1919 年 1 月组织 《国故》 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 3 月间,林纾(琴南) 在 《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 《荆生》、 《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煽动军阀以强力压制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在 《公言报》发表 《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 “覆孔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 字”,是 “叛亲蔑伦”, “人头畜鸣”。蔡元培公开发表 《致 〈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反对载孔孟之道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人生的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变革运动。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这是文学革命的最初信号。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旴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文学革命的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他们写文章抨击旧文学,并提出一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倡人道主义文学,对批判封建时代“非人的文学”有实质性的意义。李大钊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较早开始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学的主导思想的问题。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8首白话诗是文学革命突破理论主张的局限,进行内容上革新的尝试。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1919年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磐》等诗歌,这些描写被压迫人民痛苦生活,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实绩。

守旧派的新代表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然后逐步消亡。这种观点,与其一贯“保守”的生活经历有关———潘公凯:“守旧派的新代表”
面对市场价格不断飙升的中国艺术品,画国画的潘公凯“并不着急”。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以及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潘公凯认为,艺术市场价格和艺术作品价值之间的“差距恐怕难以避免”。他还曾经不无玩笑地提及,中国画外国人看不懂,也不敢随便说不好,而油画虽然在市场上好卖,但拿到西方却不一定有好评价。
潘公凯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一个以“播散”为消亡之途径的“播散期”———就跟“希腊化时代”是希腊艺术的播散期一样———在此之后,它们会因为民族差异的缩小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而逐步消亡。
在国画界也争论不休的“创新”问题,在潘公凯看来,那完全是由现代主义科技引申而来的概念,不是出于艺术原创的要求,“中国画本身主要是要画得好,而不是创新。古人对‘画得好’有很多论说,张大千就说过要和古人画得最好的比高低。”
潘公凯还有一重被津津乐道的身份———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虽然生于国画之家,实际上潘公凯真正开始画国画,要到“文革”以后。自小时候起,潘公凯对科技的兴趣大大超过绘画,他甚至有点炫耀地提及曾“把收音机就做到最小的刮胡刀的盒子般大小”。
5月10日,潘公凯主持的研讨会“现代性、现代转型与自觉”在广东美术馆召开。议题关乎潘公凯与其名下的博士生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与此同时的,还有潘公凯本人的个展“静水深流”。

家传并非师承

潘公凯生于1947年,其时父亲潘天寿年届五十,正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后时局变迁,学校几经改名,潘天寿还是一直在美术学院内从事教学,1959年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前身即为国立艺专)院长,直至“文革”开始。
潘公凯从小在美术学院的院子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潘公凯却没有马上走上美术之路。
潘公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比较内向,特别安静,对科技的兴趣特别大。院子里很多小孩在打打闹闹地玩,我几乎不出去跟他们玩,天天在家做东西。”让他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是,小学三年级就会自己制作电子管收音机。那台电子管收音机是杭州市小学生做的第一台收音机,之后还被拿去参加了少年儿童科技博览会。
潘公凯的大哥同样也是对科技更为感兴趣,他一直都没画过画。潘公凯读小学的时候,大哥已经是学工科的大学生,之后毕业又成为杭丝联(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工程师。那时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潘公凯“觉得哥哥很了不起”。
哥弟俩“背离”家学渊源,父亲潘天寿并不在意。“当老师时间长了就会明白,看一个人成功与否不能看一时。他对我和我大哥读书很信任,几乎从来不问你们在学什么,考了几分。”潘公凯说。
“我父亲并没有教过我画画,但是在传统文化方面对我是有引导的,比如希望我读唐诗宋词、练书法,他会帮我找一些字帖之类的,向我建议,我自己下功夫。”
考高中时,潘公凯本来想学理科,但初中的美术老师觉得他画画有天分,就自作主张替他报名参加浙美附中的入学考试,结果潘公凯考了第一名。“附中的校长就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说,让我不要去别的学校了。我家当时也抹不开面子,加上这个校长确实人很好,我就去附中了。”
附中的美术系教的基本就是西洋绘画的基本功,潘公凯大部分时间是在画素描、水粉、色彩,偶尔会学中国绘画基本功———白描,用毛笔很工整地画人物。
总归有点不情愿,所以潘公凯在附中读书时“不是很用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课外。因为住校,做各种科技小玩意的材料没法带到学校去,他对科技的兴趣就逐渐转移到文学和哲学上。至今潘公凯还记得《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那本书的内容——毛泽东在岳麓山怎么去锻炼身体、下暴雨的时候到山上去跑步,以及他独自一人不带分文去做农村调查。
潘公凯也有一次跟父亲雨中登山。1965年他陪父亲住在莫干山,“我们撑着伞也被雨水打得透湿。父亲却毫不介意,兴致勃勃地指点群山,不住地赞赏这大自然雄浑的美,觉得无比畅快。”潘公凯说。
潘公凯上附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有一天浙美不要粮票就可以吃地瓜,有一个同学就因为吃太多胃撑破了,送到医院都没抢救过来。”相比这些同学,潘公凯家里条件比较好。“当时浙江省只有几个一级教授,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月325元,毛泽东也才500元。”最困难的时候也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拉过来,送点油、糖、肉、米。但年轻气盛的潘公凯坚决不回家里吃饭。当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饭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活儿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干得差。在同学当中,潘公凯是缝被子的好手,不但会手缝,还会踩缝纫机。

“文革”时的“保守派”

潘公凯附中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为此,潘公凯向本报记者自嘲,笑说自己“大概是整个中国美术学院教师中学历最低的一个”。
1966年秋,潘天寿被揪出来游街批斗,这让潘公凯非常震惊。“他没有历史问题,纯粹只是作为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被打倒。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但我也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不是我父亲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形势的问题,是全局性的问题。所以我当时没去责怪我父亲怎么成了反革命,而是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就成了浙江省造反的“井冈山”,浙美的学生成了浙江省的革委会的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浙美的造反派就上了天安门。“正因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浙美的,所以在浙美没法做逍遥派,斗得特别厉害。”
潘公凯是“坚定的保守派”,“因为我觉得批判谁都应该要证据,而造反派就认为要先打倒再找证据。”浙美的保守派很快就被武力压垮了。潘公凯不仅是保守派,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保守派就把他清洗出来了,不过他们关系还算比较好,让潘公凯自己写一个主动退出的声明,实际上退出之后还帮他们干活。
后来工宣队进驻,宣传不管什么派都要团结起来,把学生分派出去工作。
潘公凯“当时思想特别好”,主动提出要去浙江最穷的地方。之后去了浙江温州旁边特别穷的文成县
他还带了一点油画颜料下去,画了不少写实的宣传画,“用美术方式为农民服务”。同时也还在纸上画过一点油画风景,纸都是自己做的,就是在铅画纸上涂一层白颜料。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了,当时有一拨年轻人很理想主义。我身边就有思想特别好的,干活累死在地里。这种激情我们的孩子现在回头去看都不能理解,但这是真实存在过的。”

“接续传统才是关键”

潘公凯真正学国画是在“文革”结束后。
那时潘公凯刚回到浙美,“基础还在,也开始进入初步探索,画过许多风格的。”他最早是学画写意人物,受李震坚方增先影响,走浙派人物画的路子。之后又想完全摆脱素描影响,纯用线、平面化造型来画人物,画了一幅“顾恺之”后又放弃了。
之后他开始整理潘天寿的理论。潘天寿的观点是“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父亲喜欢以山峰为喻,‘拉开距离’的策略,不是站在中国绘画的高峰看西方绘画的高峰,而是立足于更高更远的战略点上看中西绘画两座高峰。因此他反对将两座高峰上的土搬下来填平两峰间的山谷,否则就会失去各自峰顶的无限风光。”
1980年代中期,潘公凯提出中国画的发展策略,希望用20年的时间维护中国画传统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希望有一拨人关起门来研究中国传统画,“不要乱改革传统,把传统搞明白之后自然会明白未来要怎么走。我当时想在浙美这样做,但是浙美这么一个保守的地方也不能接受我的看法。”
1984、1985年,潘公凯写了一篇大概3万字的长文,寄给了当时的美协副主席蔡若虹。“我那时已经有预感,随着改革开放会有声势浩大的西化运动,而且会出现偏差。所以一开始,我就写文章纠偏。”潘公凯把长文拆成4篇,分别在4个地方发表。4篇是《中西方传统绘画的差异》、《中西方传统绘画不同的心理学根据》、《绿色绘画的略想》和《互补并存、两端深入》。潘公凯想通过这些文章对全盘西化的思潮进行牵制,很快成为了高名潞等美术批评家的辩论对象:“他们说我是‘用现代理论武装起来的保守主义者’。”
在潘公凯看来,这其实是个有趣的误会。当时“新潮美术”开始壮大,“正统”的老先生们已经不来参加讨论会了。急于找对象批驳的“新潮派”就把潘公凯视为“守旧派的新代表”。潘公凯其实同意西方系统很合乎逻辑,但他想论证的是,中国的美术同样也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
自1985年以后,潘公凯基本不再画人物,而是专注于水墨花卉,开始临摹,研究吴昌硕“文人气浓厚又有力度”笔墨风格。“在我看来,画不画人物不是关键问题,如何接续传统才是关键。”
“那从哪里开始接续呢?中国传统的绘画是有主线的,主线就是文人画系统。比如唐代以前是人物为主,宋代以后是山水为主,明代以后转变为花卉为主。文人画系统发展到民国,发展到20世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就是写意花卉,所以我要从写意花卉这里接起往下走。”
1980年代末,潘公凯提出“绿色绘画”概念——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有机和谐为内在意蕴的绘画。在他看来,“回归自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可以是中国传统精神与世界未来潮流的汇合点。至今,潘公凯相信,正是在这个汇合点上,未来的中国绘画可以站稳脚跟,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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