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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 “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图。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楚简中儒家著作是孔孟之间缺失的重要链环。 孔孟之间的传承应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门人--孟子。

孔子

生平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享年73岁左右。
孔子,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孔子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修订《诗》、《》、《》、《》,序《周易》,撰写《春秋》。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论语》。其儒家思想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白勺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还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时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是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知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名言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王肃注:“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王释“学”与“习”为一义,似专指诵读。但孔子教人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诵习”仅是“一端”(见刘宝楠《论语正义》)。皇侃疏“时习”说:“凡学有三时。”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夕。近人蒋伯潜认为“学是知新,习是温故”(《十三经概论》)。
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义相同。意为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朱熹注:“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论语集注》)又释:“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另外在《荀子·子道》、《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篇都有孔子语子路“慎言不哗”的记载。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迷惘。郑玄注:罔,犹罔罔无知貌。“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当从前解。此句可与“温故而知新”章合参。近人杨树达注:“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学而不思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学也。”(《论语疏证》)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有很深影响。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思不可偏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语译广解》)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门的处世原则。
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包咸注:“讷,迟钝也。言欲迟而行欲疾。”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论语》中尚有许多同义之句:“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贯之之重行慎言思想。参见“敏于事而慎于言”。
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孟子

生平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中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较为偏激。加封为“亚圣公”,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虽然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而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礼之别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情感,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然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后观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段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 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互通 有无,社会之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 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 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儒家

研究孔孟离不开儒家
章太炎说:儒源于需(卦——云上于天 )“知天文、识旱涝”,儒家之学称儒学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儒家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春秋起指由孔子创立的以维护周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后来逐步发展以教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的大贡献,就是“(1)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近取的儒。”
儒家深刻体会到文之美、明之亮,儒家眼里没有死亡,没有世界末日。儒家看到的不是毁灭而是辉光、日新。“儒家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一个与时偕行、昂扬向上的群体,其堪称民族的脊梁!”
儒家有道统,李学勤先生以为“宋儒的道统说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儒家的道统讲性命之学。有人引《论语·公冶长》话说孔子只谈政治、道德,不谈性命、天道,对此李先生做了批评。“听”和“闻”不同,耳进为“听”,心领为“闻”。因此说《论语·公冶长》中“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子贡的谦辞,说孔子关于‘性与天道’之论深奥微妙,他自己也不懂。孔子实际是讲‘性与天道’的,把孔子说成不言‘性与天道’,这种解释是对孔子的根本贬低。郭店简《性自命出》一篇就是专讲‘性与天道’的。”
儒家的道统,就是来自于孔子、曾子、子思子、子思门人、孟子的传统,就是孔孟之道。孔子为圣人,孟子为亚圣。

“孔孟之间”

孔子逝世以后儒学曾有很多演变:《韩非子·显学》说“儒分为八”;秦火以后,儒家典籍损失严重,然而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还不算少,可惜后来又大多散佚;晚晴疑古思潮的冲击,仅存的一些典籍又遭到怀疑否定,于是“早期儒家的传流脉络归于暗昧” ,特别是孔孟之间似若一片空白。
其实,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后半到5世纪初年的人(-551年— -479年)。其门人即七十子,下延至5世纪前半,如曾子(-505年— -436年)。其再传即七十子弟子,是在5世纪中晚,如子思(-483年---402年)。孟子与七十子弟子又隔一世,是在4世纪中晚,如子上(子思之子)-429年— -383年。孟子是-390— -305年人。汉代人多误认孟子是子思亲授弟子,是不对的。《史记》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对的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韩非子·显学》所谓“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分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 “郭店简这些儒书究竟属于儒家的哪一支派呢?我以为是子思一派。”
不仅如此,韩非子根本没有涉及孔门的易学一派。

思想传承

孔子“老而好易”,为易作传(《易传》),用李学勤先生的话说就是:“孔子晚年对《周易》十分爱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传》(至少其中一部分)。”
  
孟子对孔子的易学思想不仅继承而且有所发展。“孔子好《易》之前所讲的‘人道’,是没有会通天地之道的礼义说教。《易传》所讲‘人道’,是指会通了天地人三才之后所体悟的人道。” 孔子在其易经哲学中创立了仁、义范畴。孔子讲仁、孟子讲义。仁义是一对矛盾,义是对仁的节制。这是孟子大骂墨子”兼爱【泛爱(仁)】的理论依据,此其一;孟子的“性善论”来自于《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论断。孟子与易学的渊源,杭辛斋有独到认识,他说“孟子继孔子之后,七篇之首,即揭明仁义大旨,而归体于性善及经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及继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见孟子之不知《易》哉!”此其二。可见,孟子汲取了孔门易学思想的精髓。

重写学术史

重写学术史”,不是续写、修补,而是改写。
“思孟学派”对孔子的易学思想又有发明。《易经》号称“帝王之学”。《易经》解决了大易的问题医国,《黄帝内经》解决了大易的医病问题,是思孟学派的“德性论五行”学说,解决了大易的 医人问题。马王堆帛书《五行》和郭店简竹书《五行》的面世,正好补上了孔孟之间缺失的理论链环。这个链环就是荀子大骂的“按往旧造说”、“僻伪而无类”、“闭约而无解”的德性论五行思想。思孟学派比照元素论五行,将德性论五行概括为仁、义、礼、智、圣。义和智都是对仁和礼的节度。“圣”端就是指会通天道、地道的本事。“思孟学派这种将数术引入儒门的努力,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表现,是企图把儒家的道德条目加以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化的明证。其理论勇气是巨大的,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甚至说其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影响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学真正走上了医国、医人、医病的光辉历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意蕴。由此看来,应是思孟学派开‘五德始终说’之先河。”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孔子《易经》“革命思想”的发展。民可以革去惨无人道、怙恶不逡的帝王之命。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是洛克“自然权利”思想的理论基础。“洛克关于‘自然权利’的理论是孟子‘革命权利’理论的变种。”
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写有关学术思想历史的要求。在20世纪长期流行,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若干观点,正在遭受动摇,甚至导致根本性的改变。”

世界影响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唯一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人文)、仁道、文明、和谐、中道思想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广大的儒家文化圈,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孔子早已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易经》的“以同而异”(求同存异理论来源)、“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的出处)“和谐社会”(保和太和、万国咸宁)思想都成了世界共同遵循的治国方略。
儒学早在汉唐时期便超出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许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远播海外,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孔子文化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到欧洲,造成很大震动。中国的文官制度经欧洲人改造,成为西方的文官制度;孔子、儒家思想还启发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法国霍尔巴赫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狄德罗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艺术、智慧、政治、哲学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伏尔泰认为儒家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法国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莱布尼兹主张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相互结合、沟通,并依据易经先天卦位,发明了二进制原理(莱布尼茨于1716年临终忏悔时,“讲清了自己在阿拉伯人阿卜杜拉·白达瓦鲁斯讲述‘中国史’中学到了《易经》的‘二进制’知识的背景。” );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相吻合;费尔巴哈汲取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强调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童子问易》疾呼:我们应该把原本属于世界的孔子归还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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