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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泛指朝廷官员,有时也泛指读书人。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类人。

历史

起源:精神渊源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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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
周初,士为奴隶制度下的一种阶级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大多为卿大夫的非嫡长子,也有周天子与诸侯加封的士大夫,是西周最低级的贵族。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
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
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更多的是“侠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也有隐居深山,关心朝政但并不插手,“坐山观虎斗”的“隐士”,隐士在老百姓眼里是值得尊敬但又是神秘的。

形成:制度保障

汉代的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
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考试不是必须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称为选拔政府官员的唯一途径还是在宋代以后。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这样,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这一阶层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

发展:进退两得

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怀有“尽忠竭力报效皇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
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衰落:科举消亡

清末以来,社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士大夫”也渐渐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科举制度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也越发显得落后,成了束缚人才的“瓶颈”。而被迫的开放,却让中国的读书人看到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获得知识的方式。
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改变。“士大夫”从此也成了一个空有“士大夫情结”,而再也没有实际地位的历史名词了。“士大夫”对知识、文化、艺术的垄断也不复存在。

概况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明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与老公祖(袁可立)共此者,其地方贤士大夫乎!不审有其人否?”《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从内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的内容:
士大夫

士大夫

其一
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用现代话说,士大夫是职能官。《墨子·三辩》批评“士大夫倦于听治”。这里泛指一切官吏。《战国策·秦策二》载:“诸士大夫皆贺。”这里的士大夫指楚朝廷之臣与王之左右。《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这里的士大夫指一切居官在职之人。《君道》又讲:“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士大夫指诸侯以下的官吏。文官称士大夫,武官也称士大夫,《荀子·议兵》载:“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吴子·励士》:“于是(魏)武侯设座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
哪一层官吏称士大夫,无明确规定,从一些材料看,大抵为中上层官僚。《荀子·君子》讲:“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这里把士大夫置于百吏官人之上。《君道》把士大夫列于“官师”之前。官师,百吏之长。《强国》篇讲:“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正论》讲:“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以上材料都说明士大夫在官僚层次中是比较高的。因士大夫是比较高级的官吏,所以享有不同的田邑。《荀子·荣辱》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礼论》中记载士大夫占有的田邑多寡不同,“有五乘之地者”,“有三乘之地者”。有些士大夫似乎还有私兵。《战国策·齐策五》:“甲兵之具,官之所私也,士大夫之所匿……”
其二
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齐孟尝君失势之后,门客纷纷离去,这些门客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称为“士”,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述同一事件时则称之为“士大夫”。《韩非子·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意思是士大夫无德行而任官。在这里,士大夫与官宦是两个含义,士大夫指文化人。可见,士大夫可以指在位的官僚,可以指不在位的知识分子,也可兼指。士大夫从此时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评价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性担任官员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很难区分开来,因为那时读书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只有极少例外。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官没有必然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放弃这个荣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在血统上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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