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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

生平和履历

资料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生
于德国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因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随父母迁居纽约。在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杀中,基辛格至少有13个亲戚被送进了毒气室。对此,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之一沃尔特·伊萨克森评论说,基辛格的几乎所有个性特征——他的哲学悲观主义、他的信心与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伤害而觉得空虚、以及他的因渴望赞誉而显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那场历史灾难。基辛格到美国后,他父母把他送进了华盛顿高级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有5000学生,其中犹太人很多,当时基辛格的最大愿望是毕业后做一名会计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却改变了基辛格的命运。1943年他加入美国籍,不久应征入伍,在美国陆军服役。在军队中,他有幸遇到了同是德国裔的列兵克雷默尔,后者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一个伯乐。在他与基辛格的初次交谈中,克雷默尔就认定基辛格是一个天生的奇才。1944年9月,基辛格所在的部队—美军第84师被派赴欧洲战场。第二年初,他们开进了德国。由于克雷默尔的建议,基辛格被调到师部担任德语翻译,军衔也从列兵提升为军士。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他从第84师调到第970反谍报部队,并被任命为陆军中士参谋。1945年3月,基辛格还被任命为接管德国被占领城市的官员。在其任职期间,基辛格表现了卓越的行政能力,并克服了对德国人的报复心理而谨慎地使用了自己的权力。

战争结束后

战争结束后,基辛格回到了美国。1947年9月,他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得奖学金并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在哈佛读书期间,基辛格荣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奥特做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人物,为黑格尔的信徒。他教授给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二个伯乐。1950年,在埃利奥特教授的指导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为《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汤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这篇本科论文长达377页,埃利奥特教授仅看了前100页,就提笔批了“最优”。

“基辛格规则”

基辛格的论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这条规则限定未来的大学生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由于本科学习成绩优异,基辛格被免试推荐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1952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基辛格的博士论文题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该文集中研究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与维持,实际上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它奠定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学派中第一流学者的声誉。由于杰出的学术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担任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他还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并创办了一份名为《合流》的季刊。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愿望却被哈佛大学粗暴地拒绝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乡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负责起草带有结论性的研究报告,并准备出版专著。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从而使基辛格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而红。同年,哈佛大学决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讲师等级。1957-1969年,基辛格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校外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兰德公司顾问等兼职。
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基辛格担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但是后来尼克松却战胜了洛克菲勒,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大选。在竞选中,基辛格曾经把尼克松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尼克松却不计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他决定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三个伯乐。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了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上任,实现了由文人战略家到政策制定人的转变。1969-1973年,基辛格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到1975年。

1973-1977年

他兼任美国国务卿,获得了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在任期间,基辛格信奉均势外交,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从而构筑一个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他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也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不久,基辛格退出政坛,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为哈佛校长博克婉拒。后来,他受聘担任了乔治城大学教授,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阿彭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

1982年

基辛格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他本人担任董事长,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罗夫特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离开政界以后,基辛格仍在不断地撰写论文,发表演讲和出版著作,他对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发生过重要影响。1983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1983年7月,里根总统曾任命他为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1986年,基辛格荣获自由奖章。1986年9月任美印委员会主席。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在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的时候,基辛格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呼吁保持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博士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介绍中美建交30年来的历程,并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2002年11月27日,基辛格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调查“9·11”事件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主席,12月14日,基辛格辞去该委员会主席职务。

主要著作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Harper&Brothers, New York, 1957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59年版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rper&Brothers,Publishers,New York, 1961
《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商务印书馆,北京,1972年版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ree Essays.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69
《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72年版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1979
《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0年版
Years of Upheaval.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1982 
《动乱年代》,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
Diplomacy. Simon&Schuster and Triump Publishingh Co.,Ltd New York 1994
《大外交》,海南出版社,海口,1998年版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New York, 1959. 
《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1957)
The Troubled Partnership Relations: A Reappraisal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Magloo&Cell Company,1965
《麻烦的伙伴关系—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评价》(1965)
Observation: selected speeches and essays, 1982-1984.Little,Brown and Company (Canada)Limited,1985
《和平、人生与哲学---池田大作与基辛格对谈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1985年版。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2003年版
(基辛格编)《国家的战略问题》,军事科学院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

荣誉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1969-1973年,基辛格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到1975年。1973-1977年,他兼任美国国务卿,获得了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

主要思想

1。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

基辛格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之中。这篇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施本格勒:历史是直觉知识》、《托因比:历史是经验科学》、《康德:历史和人的道德经验》,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责任感》。在这篇论文中,基辛格把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3个哲学大师扯到了一块,并向学院派提出了挑战。论文的内容十分复杂,行文刻意求工,立论独具慧眼。除对施本格勒、托因比和康德进行了专门论述以外,论文还涉及到了亚里士多德、荷马、维吉尔、但丁、弥尔顿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从论文来看,基辛格的政治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施本格勒的命定论与行动自由的结合。施本格勒对基辛格影响深远。斯坦利·霍夫曼曾经指出:“基辛格就连走路时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灵伴随他的左右。”基辛格的论文具有浓厚的命定论色彩。基辛格写道,施氏懂得“历史事件的命定性”,并且认识到“伴随着一种文明的兴起而出现的觉醒”,但施氏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他“没有理解这一点,即必然性缺乏引导作用,也没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败是两个相对的属性,只有在回顾时才具有意义,并且永远不会有最后定论。但是伴随着行动所持的态度能证明一个人的性格,证明这个人赋予客观必然性的内在的独特见解。” “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注定是倏忽无常的。从来就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的,没有一种期望是能完全实现的。这是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命定,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但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认识仅局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科学家与此并不相干。”因为人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行动来自内心的需要,来自对环境有所了解的个人,来自对现象的独特理解。客观必然性永远不能指导行动,任何活动都只反映人的个性。理智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过去是死的,这是必然性所决定的;但是自由支配着未来。”“生命中包含着苦难和倏忽无常。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或他哪个时代的环境……对自由的体验使我们能够超脱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在这种灵性中包含着人性的本质,包含着每个人赋予他生命的必然性的独特之处,包含着使人宁静的自我直觉。”

从行动自由的观点出发

基辛格主张伟人可以创造历史。基辛格是崇拜伟人的。在1975年12月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表示:“戴高乐是伟人,罗斯福是伟人,毛泽东是伟人。”他认为,伟人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使他的人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如果没有他,就很难设想他的人民的历史会一模一样。” 在其他的场合,他还写道:每当“思想意识起决定作用”的革命运动的初期过去以后,“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人物的偶然性。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领导人物消失了,运动就可能崩溃或改变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他强调:“法国的恐怖时代由于去掉了罗伯斯庇尔这一个人而结束。”“如果列宁不搭那躺由德国开往俄国的著名列车,布尔什维克革命也许不会发生。” 基辛格的本科论文显示,基辛格是有哲学头脑的,他具备成为哲学家的潜质。但是,基辛格志不在此,他渴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检验他的哲学。

2。均势理论

布热津斯基依靠地缘政治理论起家不同,基辛格赖以起家的不二法门是他的均势理论。这种理论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中已经清晰可见了。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并不是一篇典型的美国博士论文,甚至没有当时哈佛博士学位论文的特色。他的兴趣不在于评价梅特涅这样的历史人物,而在于研究梅特涅特等人创设的并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基辛格对论文题目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试图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国际事务的研究者。但是,他没有选择当代的题目,却选择了19世纪中的某一时间段,因为他觉得19世纪初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当代问题存在着相似性。虽然现在永远不会重复过去,但必然同过去相似,未来也必定如此。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正如基辛格在论文中写道:“自然科学的成就通常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实验;而在国际事务领域里的政治科学的成就则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我选择了1812年到1822年这一时期作为我的论题,坦白地说,一部分原因是这一时期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同我们当代的问题很类似的。但我决不强调这种类似。” 因此,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可说是借古讽今,实际是一本研究如何结束战争、缔造和平和保持和平的著作。根据对维也纳体系的研究,基辛格认为,和平并非一国外交政策之目的,而是正当地考虑并执行政策所带来的额外报偿。和平也不是国际体系的首要目标,国际体系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稳定而非和平。他在其著作的开头写道:“在那些回顾起来似乎最为和平的时代,人们最不必费劲去寻求和平。而在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找和平的那些时代,看来最无法取得安宁。当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把和平(其概念为避免战争)作为首要目标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处在国际社会中那个最霸道的成员的摆布之下。而每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也不能牺牲某些原则的情况时,至少还可以设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础上得稳定。” 但是,问题在于,稳定的国际体系如何才能实现?基辛格提出,稳定有赖于“一种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赖于“有关各种切实可行的安排的性质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许的目标与方法”的国际协议。他写道:“稳定的局面通常不是从谋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正统而产生的。这里所指的‘正统’,不应该于公正混同起来。它只是意味着具有行得通的安排的性质和在外交政策上能够容许的目标于方法上的以种国际协议。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所有主要强国都能接受国际秩序的基本安排,至少是没有一个国家对它感到如此不满,象凡尔赛和约以后的德国那样。” 据此,基辛格把国际秩序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际秩序和革命的国际秩序。他还把那些承认某一特定国际秩序为合法并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国家称为“合法国家”,相反则称之为“革命国家”。在19世纪初,拿破仑的法国就是这样的“革命国家”,这还不禁使人联想起20世纪中后期的苏联是否也是“革命国家”。基辛格指出:任何国际秩序中,只要其中有一个“革命的”国家,谈判便无法进行;外交家也许会进行会谈,但是达成有意义的协议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而当一个国际体系中有一个“革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又很强大的话,通常的结果是出现军备竞赛或者战争。 换言之,基辛格认为,与革命国家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武力对付他们。至于在战胜之后如何对待“革命国家”,基辛格赞赏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的做法,认为他们摆脱了对法国进行“惩罚性和平的勾引”。基辛格写道:“量度卡斯尔雷成为一位政治家的一个标准就在于十五个月之前,他是拿破仑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则以一个倡导一种充满协调精神的和平的人而出现了。” 他认为,欧洲之所以能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扩张所造成的“动乱”中获得“稳定”,“主要由于两个伟大人为的工作结果。”他们就是“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大臣卡斯尔雷,和使这种和解正统化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在其论文中,基辛格还从均势理论的角度批评了美国人的“道义外交”观念,认为“岛屿强国”一般总是不愿承认“战争可能由于内在的原因而产生”,他们宁愿相信是“坏人恶念”引起的。一个“没有满足不了的要求的大国”这种概念是非常投合岛国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概念给那种把战争转变为“十字军式的讨伐”,以便惩罚首先挑起战争邪恶势力的行为提供了决定性的解释。 岛屿强国的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地理因素而引起,另一方面也与其国内结构和国内政治相关。上述两种情况导致了岛屿强国与大陆强国的不同政策目标,以及对均势的不同看法。总之,基辛格强调,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努力,给予了欧洲一种稳定的国际体系,并为和平得以维系一个世纪之久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也认识到了欧洲为享受好处也付出了代价,特别是维也纳体系的终结是以空前残酷和具有无比破坏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

3。有限战争理论

所谓有限战争是与全面战争相对的一种战争样式,是“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会在使用的武力和企图达到的目的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有限战争代表一种影响敌人的意志而不是摧毁它的企图,也就是使我们打算强加于敌人的条件比继续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达到特殊的目的而不是把敌人全部歼灭。” 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核战略与有限战争的代表作之一。在该书中,基辛格提出,核武器的发展和美国核垄断地位的丧失,已使美国战后政策面临要么进行全面战争要么束手无策的可怕的窘境。因为“现代武器的毁灭性,剥夺了全面战争胜利的历史上的意义。甚至于比对方能造成更大的破坏的一方,可能也无法保留足够的力量使对方屈服。”“今后的全面战争的结局,只能是交战国的两败俱伤。” 因此,“全面战争已不再是执行政策的一个有意义的工具,” 有限战争才是核时代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基辛格认为,有限战争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类包括二等国家之间的战争,如以色列与埃及的战争等;第二类是西方大国或苏联同实力小得多的国家之间,在不受外力干涉下的战争;第三类是始于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之间,但可能扩大的战争;最后一类是大国之间爆发的战争,这是危险性最大的有限战争。有限战争理论不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简单的替代品,它不能从纯粹军事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该主要从政治的意义上来理解。“有限战争的结果决不单单决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它代表着一种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协调起来的本领。完全摧毁敌人作战能力的企图会破坏心理均势,而这种均势的存在却可以使保持有限战争不扩大对双方均为有利。” 有限战争的本质在于威慑。基辛格认为,“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将使对方认为与其所要获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致采取某种行动途径。” 威慑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二者缺一不可;战略理论的目的就是平衡力量的这两种因素,即物质因素与心理因素的效力;以全面战争为主要威慑方法会妨碍这种平衡。“当敌人向你挑战时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种威慑力量就已经不再成为威慑力量了”。“核时代的基本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在威慑政策和当威慑政策失败而从事战争时的战略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最适宜的战略是一种能以最小的代价达到其目的的战略。战略理论的目的就是把每一行动方针的有利之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达到最大限度的威慑的目的,但同时却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险。” 基辛格的有限战争理论提出了对核时代外交战略的独到见解,很快得到了美国朝野的重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曾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指定为必读参考书,出版第一年就售出了17000册,对50-60年代的美国战略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肯尼迪上台后采用的所谓“灵活反应”战略,实际上是基辛格有限战争理论的翻版。  

4。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随之结束,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于是,世界将向何处去,就成为国际间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战略理论家之一,基辛格宝刀未老,以其独特的战略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向人们交出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即由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该书洋洋70万言,共分31章,论述了从黎塞留到里根时期约300余年的以大国关系为背景的外交战略问题,并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独到看法,是一部有关西方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之作。有人说,读这本书可以获得读4本书的功效。它既是一本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美国外交史的著作;既是一本政治学的理论著作,也是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力作。基辛格立足于均势理论,对未来世纪的世界新秩序进行了谨慎的预测。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较不象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上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首次全球化了。” 但是,令基辛格十分担忧的是,这些强国均缺乏驾驭多极均势的经验,尤其是美国人在历史上对均势存在偏见。对美国而言,如何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之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因此,基辛格在回顾欧美特别是欧洲均势史的基础上,给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忠告。首先,基辛格强调,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成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有能力在全世界进行干涉。可是,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而且军力有关的问题也消失了。冷战胜利使得美国进入一个非常类似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也面临美国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质疑的实际状况。“冷战结束,制造出观察家称之为“单极世界”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但是,美国实质上并没有比冷战开始时更能单方面独断全面问题。美国比10年前更占优势,可是够讽刺的是,权力也更加分散化。因此,美国能够运用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实际也减弱了。 其次,基辛格认为,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应建立在某种均衡的观念之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难以接受的观念。事实上,美国受惠均势良多,但却排斥均势观念。基辛格指出: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 应该说,基辛格勾画的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多极世界,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它对冷战后奉行“单极战略”的美国政府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但是,基辛格的计划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例如他一方面批评美国领导人总是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 基辛格对俄罗斯的看法也存在着偏颇。他一方面欢迎俄罗斯的转向,另一方面,他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天然的”、“本能的”的大国,它仍旧是美国的战略威胁,无论俄罗斯奉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

思想简评

政治人物

基辛格是一个在美国国内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在1973年以前,它曾被美国媒体吹捧为“外交战略家”、“独角智囊团”和“超级国务卿”等,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用筷子吃鱼子酱”的“纵横捭阖的能手”。后来,由于“水门事件”等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对基辛格的负面评价一度又占了上风,有人把他称为现代的梅特涅或俾斯麦,而这并非对他的褒扬。基辛格还曾被人指责为美国历来掌权者种“最危险的人物”,说他的外交是“踩钢丝表演,”“象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徒劳。基辛格的前同事、尼克松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纳特在1975年,曾撰文批评基辛格,抨击他的对苏联实行“缓和”的政策。纳特把基辛格上台前后的对外政策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基辛格在对苏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抛弃了他先前的信念,”“作为政府官员的基辛格,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作为学者的基辛格对他自己的缓和政策批评得更严厉的人了”。 纳特的批评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基辛格强硬地表示,“现代武器的极端残酷,使人们一想到战争便发生厌恶之感;但是,不愿冒任何危险的做法,无异于给苏维埃统治者一张空白支票。”在该书中,他还提出了打“有限核战争”的观点。 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主张开始时使用常规武器。 但是,1973年担任国务卿以后,基辛格提出:“缓和是当务之急。在一个笼罩着核毁灭危险阴影的世界里,除了谋求缓和紧张局势之外,没有别的合理的办法。” 1979年在基辛格离开政府两年之后,他对自己的“缓和”政策也不再坚持了。基辛格表示:“我们决不应受缓和的蒙蔽,而感到高枕无忧,放松防务努力,并且不愿意考虑在地理政治上的后果,否则缓和就会变成绥靖。” 美国另一位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对基辛格也啧有烦言。他声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基辛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他说,基辛格以其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取代了对美苏冲突的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其实,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基辛格虽然以均势理论起家,但他没有忽视地缘政治问题。例如在《大外交》中,他指出,“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组成会在经济胜过美国,最后在军事上也凌驾美国之上。即使这个主宰的大国开明,也必须抵制此一危险;因为一旦这个大国改变意向,美国将会发现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经大减、也逐渐没有能力影响事件发展。”

被重新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以后,基辛格的价值终于被重新发现。里根总统在1983年任命他为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里根在准备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时,也曾向他请教。现在美国人已能心平气和地评价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了。《外交博士基辛格》一书的作者舒尔茨辛格写道:正像迪安·艾奇逊设计了冷战早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结构一样,基辛格创造了一种越南战争后的外交框架,而且还陷入外交政策官员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之中。“亨利·基辛格是自冷战初期以来最出色、最值得称道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现实的外交成就尚无人能出其右者。”“基辛格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范围与限度。”“在说服美国人认清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所拥有利益的性质方面,基辛格至少在其部分任期时间里获得了成功。在他之前没有几个人,在他之后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三个方面

我们认为,基辛格在西方外交思想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证明了均势理论可以运用于核时代,可以用来解决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论证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相似性;在《大外交》中,他又论证了19世纪与21世纪的相似性。基辛格的论证击破了那种认为在核时代国际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观点,相反他强调了历史将继续发挥作用,均势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基辛格在1972年曾经宣称:自从1969年以来,美国政府“已把承认现实作为美国政策的出发点。本政府的政策的特点有时被说成是以传统的均势原则为基础的。如果说这个说法意味着深信安全需要一定程度的均势,那么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基辛格提出了“有限战争”理论和核威慑的思想,为处于困境中的美国核战略找到了出路。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卡特政府的“抵消战略”都是这种理论的具体体现。第三,基辛格强调了外交政策、国内结构与领导素质的关联,认为,对以一项政策的决定性考验,要看它能否取得国内的支持。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政策在政府机构内部得到确立的问题,这要看政府机构是否合理;其次是使政策与国家的经验协调一致,而这是一个历史发展问题。“政治家就犹如古典剧中的英雄,他预见了未来,但无法证明其是否‘真实’。各民族只能从经验中学习;等到它们‘领悟’时,要采取行动已为时太晚。……因此,政治家必须是教育家;他必须填补本国人民的经验和自己的预见之间、本国的传统和其未来之间的鸿沟。”
当然,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和前后不一等问题,但是,他关于在均势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持久的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观念却是始终一贯的。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 。他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

帮中国避免核危机

1969年3月2日,我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前苏联边防部队挑起了一场边境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逐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边防部队已进入实战状态。
3月18日,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共同度过了一个不眠的“中国之夜”。尼克松总统问:“亨利先生,抛开我们的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你认为,中国、苏联,这两个国家哪个更可爱些?”基辛格认真考虑了一会儿,才笑着说:“阁下,你明明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不愿谈论的,如果一定让我讲,我似乎偏向一点中国……我是一个犹太人,创世纪前,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毁灭,犹太人无家可归,四处逃亡,而又处处碰壁。一个国家接纳了我们,那就是中国。二次大战中,犹太人又遭劫难,许多国家因畏惧德国人,将犹太人拒于国门之外。又是中国,在上海港接纳了二千多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暴尸大海的厄运……这也是中国为什么百般呵责以色列,而以色列人从不恶言相向的原因……”
几个月后,在前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怂恿下,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险些按下红色的核按钮,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苏驻美大使与基辛格密谈,透露消息,观察美国态度。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国际战略平衡,经过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反复探讨,终于研究出来一个遏制苏联动用核武的巧妙办法。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用醒目标题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内文:“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是美国政府的计谋,通过新闻媒体故意泄密。
这篇报导,中、美、苏三国首脑都看到了。当然,看到后的心情是各不相同的。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尼克松静观事态的发展。而毛泽东主席也不得不痛苦地把中国转向战时体制。
此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正在接听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电话汇报:“两个小时前,我同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会晤过,他明确表述了尼克松总统的态度,他说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是密切相关的,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受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另外,基辛格鉴于私人朋友的关系,还特别向我透露。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在此之前,尼克松总统为了向中国表示诚意,还签署了一项撤消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命令,估计这条消息很快就会见报。基辛格博士再三告诫我,他是冒着风险透露这些消息的,希望我们不要泄露出去……”勃列日涅夫的手离开了核按钮。
虽然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但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就是他,为避免核战发挥出重要作用,而且还襄助尼克松总统实现了中美建交。几十年来,不论基辛格博士以何种身份访华,一直受到贵宾式的接待。中国知道感恩。

毛泽东与基辛格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他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毛泽东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认为毛泽东极为睿智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1973年至1977年任美国国务卿。1971年曾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身份首次秘密访华,第二年又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重要角色。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以下即是此次采访片断。
记 者: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正在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记录片。在回忆录里您曾提到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和他的性格。您可否谈一下当时的心情?
基辛格:我见过毛泽东5次,当我见到他时,他总是极富智慧,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
记 者:1970年10月1日,斯诺先生被邀请在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观看国庆典礼,这被中国认为是向美国表示友好的方式,美国政府当时对这件事怎么看?
基辛格:对于斯诺被邀请同毛泽东在一起,我们那时不理解这可能是在向美国做某种表示。我们错过了它。我们一直在试图同毛泽东接触,中国人理解了我们的意图,而我们没能理解中国人的意思。我们用了两年时间才真正走到一起。
记 者:当您在1975年见到毛泽东时,他的健康状况已非常不好,您是否认为他的健康状况影响了他的才智?
基辛格:我在1975年见到他两次,一次是单独会见,一次同福特总统一起。两次都是他主持会谈。尽管谈话已比较困难,但两次会谈都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不认为他的健康影响了他的才智。
记 者:当我们观看您访问中国的纪录片时,我们注意到您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是在他的书房。那时,您对他的印象如何?是不是知识渊溥?
基辛格:我们的会见多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书房。唯一不同就是第一次会见时,他在躺椅上学习,后来那躺椅一直在那里。在地板上,有许多书。第一次会见时,他总不时说一些中国的诗词,我几乎很难理解。他当然是极为睿智的。
记 者:我们同样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1975年他会见了您和您夫人,当他看到您夫人时脸上露出了有趣的表情,您那时有什么感觉?
基辛格:他觉得有趣是因为我妻子比我要高。
记 者:他说了些什么?
基辛格:他对这事做了些评论,问我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记 者:还有一个问题。在一个很的时期内,毛泽东,在中国被看成是神,是中国的拯救者。您对于他这样一个世界政治家有什么看法?
基辛格:世界上对毛泽东有很多见解,他们认识到毛泽东在统一中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他的体制;另一方面,从他运用的方法和取得的结果上,他是个伟大的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有比较大的错误。
记 者:您和毛泽东会见了5次,您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基辛格:具有极高的权力和格外的睿智。

邓小平与基辛格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2004年7月14日,基辛格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基辛格说,邓小平先生是一个伟人,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走上了工业化发展之路。中国今天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变化都与邓小平先生当年制定的方针政策分不开。
基辛格说,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实事求是,不论是从事经济建设还是制定政策,都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出发,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基辛格说:“我曾有幸在多个场合聆听邓小平向我解释有关中国的改革问题。我也有幸能够将邓小平在1974年和1979年对我说的话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作出对比。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做到像邓小平那样,所预期的目标都能够实现。”
他说:“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几乎每一个方面我都在大约15年前听邓小平讲起过。当然,中国改革进展之迅速,即使是在邓小平有生之年,也是难以想象的。邓小平对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决定性的。”
基辛格是邓小平会见过次数最多的外国人之一。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普通人的性格魅力使基辛格折服。基辛格说,邓小平思维敏捷,说话喜欢直截了当。他话不多,却有着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高度概括并用短短几句话表达出来的高超能力。因此,他能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做完大量的事情。
邓小平的平易近人令基辛格难忘。基辛格说:“邓小平对待老朋友不拘泥于礼节。他很喜欢吃火锅。曾经有两次,他带我去一家餐馆吃火锅。我们用餐的地方是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邓小平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
基辛格回忆起邓小平来美国时访问西雅图的情景。他说:“当时我因为其他事情也正在西雅图,因此,我给邓小平下榻的旅馆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我正在西雅图,希望去他的房间拜访他。邓小平给我回话说,我已经在华盛顿拜访过他,现在应该是他来拜访我。不久,邓小平就从他下榻的旅馆步行到我下榻的旅馆,来到我的房间。这一下在安全保卫人员中引起一阵忙乱。”
谈到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对中美关系的贡献,基辛格说,他与邓小平多次会晤,邓先生为人坦率,谙熟国际事务,这些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外交主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说,邓小平非常重视美中关系的发展,一直主张美中两国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他是推动美中关系发展的伟人。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他曾不止一次指出,中美分别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对世界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应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
谈到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今后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基辛格博士指出,虽然美中两国存在分歧,但在今后的外交活动中,双方要努力通过进一步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增加信任,促进友谊与合作,这也是邓小平先生所希望的。美中只有通过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才能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
对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基辛格说,最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对中国的访问取得了积极成果,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了解。美中关系总体发展趋势是好的。在美国,不论哪一个政党上台执政,美中关系都要向前发展,因为两国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必须加强合作。他表示,尽管两国关系有过曲折,但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基辛格说,一个强大的繁荣的中国将对世界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基辛格说:“我认为,美中两国有着发展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我所了解的邓小平是强烈主张中国同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这一遗志。”
基辛格说:“当前我们正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如果美中两国能够携手合作,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变得容易得多。因此,美中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所有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

与中国民间的交往

成为北大荣誉博士和兼职教授
2006年10月北京大学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作为中美关系三十余年风雨前行的见证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年届83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所推动的两国之间的交流遍及各个领域。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由北大国关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主持,北大校长许智宏向基辛格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许智宏对基辛格博士在外交领域和学术领域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不仅以高超的智慧和技巧推动了中美建交这一历史性事件,并且在学术领域多年来勤学深思、著述颇丰,能够授予基辛格教授以名誉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的荣幸。
授予仪式结束后,基辛格博士发表了演讲,他表示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欣喜,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北大正在走向开放、融合与多元。他还以一个历史开拓者的身份,将新的历史机遇寄托在北大学子身上,希望他们通过学习获得以世界的眼光来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积极参与到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业中去。
“一头银发,连眉毛都已花白,但精神矍铄、谈吐幽默。”昨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大学,给学生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我这一生一直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工作,这次来北大,很想听听大学生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据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介绍,座谈会一开始,基辛格就开门见山表明来意。
标志性的黑框眼镜、机敏幽默的谈吐、严密的逻辑性,现年82岁高龄的基辛格在学子心中魅力不减。 在一个多小时的座谈中,他和北大20多名师生就中美关系等方面广泛交流。“他讲话很幽默,把大家逗笑了好几次。”学生们回忆道。
“我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了。希望中美两个大国的友好关系永远保持下去。”在座的年轻学子表示,听到基辛格讲这些话,感觉老人“讲话很真诚,很友善”。基辛格还表示,自己已经访问中国几十次,作为中美关系大门开启的参与者之一,真诚希望两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
参加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庆典
2007年6月23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举行成立20周年庆典大会。到会的中外贵宾达800多位,会上的发言因为规格之高、内容之精彩,被诸多与会者赞叹为“演讲比赛”。发言嘉宾有个有趣的现象:国内嘉宾往往讲英文、国外嘉宾往往讲中文……到了基辛格博士走上发言席,大家都在猜想他会不会也说两句中文,不料他却借此幽默开场:“女士们先生们,用中文对我来说挑战太大,我只好用英文开始了……”话音未落,场内笑声一片。
基辛格是中美关系中断了25年后第一批到中国访问的美国官员。当时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他说,“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谈,改变了中美关系。当时周恩来总理问我,中国是什么样,我没有给出好的答案,周恩来总理对我说‘你回去好好想想’。那时是1971年,我对中国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我觉得必须要从历史的角度更加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他不忘点评:在这方面,南大-霍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正是这样一个增进中美交流,推动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基辛格说,中美建交经历非常独特,当时存在很多的分歧,但最重要的是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应建立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样,世界因此而改变”。
尽管年岁已高,但站在演讲台旁的基辛格足足有半个小时,且始终条理清晰,且幽默感十足,不时引得台下欢笑一片,轻松的结尾更是让众人捧腹。“非常感谢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庆典组委会,感谢南大、霍大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他一脸困惑地说:“但我也有一个忧虑,中国的这些客人到美国回访的时候,我该如何招待他们,因为中国在招待客人方面比美国人有多出几千年的经验。”
他还说:“每次到中国都能学到新鲜的东西”,“中国经济成就缘自巨大自信心”。“两国政府、人民之间交往是何等重要。”“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非常光辉灿烂的历史。我经常和美国朋友说中国有很多朝代,单独一个朝代的历史就比美国历史长,我们应该从中国的经历中学习怎样进一步改变人类的经验。”“伟大的成就大都来源于伟大的品格和勇气,它能够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开创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和经历。我们看到的中国的经济复兴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经济成就的取得主要的不是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自信心,吸引了很多的国外投资者到中国来,而这些投资者都是自己做出决定的,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这也是我们从历史上学到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大环境有非常大的影响。中美双方很多人都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崛起之路和中美建交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中美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又是至关重要的。
中美之间的合作会给世界带来更多契机,当然在推进这个过程中会有困难。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但是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和美国的七届政府,都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两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至关重要。
处理中美两国关系,必须更加谨慎,双方不要给另一方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不要使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的使命是尽可能达到合作的目标。在合作中,双方会带来多大的利益或给世界带来多大的利益都要作出冷静的思考。现在世界上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能都是依靠竞争来解决,只能靠合作来解决。如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等问题,所有的国家都有责任来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世界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人们也进入了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美要为双方的共同利益以及全球的安全、发展、合作作出更多努力。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
2007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不应该阻止中国的崛起,必须面对中国,进行合作,来解决当前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告诉我美国的朋友和同事,当他们谈到中国崛起,以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做不了什么。”
基辛格说,中国的发展是西方没有人能够在36年前预想到的。36年前,他受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命秘密访华,完成了一次极具外交技巧的破冰之旅。他表示,他觉得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但迄今为止,他已40多次来华访问。“从那之后,我对中国的了解大大加强了,并且目睹了中国巨大的变革。”
作为对中国变革最有发言权的外国见证人之一,基辛格说,中国通过自己人民辛勤的努力,在没有国外援助的情况下实现了巨大发展,“现在大家才有机会探讨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崛起的影响”。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走向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基辛格表示,大国之间的战争会造成很坏的后果,所以这不是一个选择,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才是至关重要的。他说,美国也面临着一系列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朝鲜核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而这个事件的解决,就需要中美双方的合作。
基辛格说,如果核竞赛开始的话,每一个国家都不安全。他自己也亲身经历了这种紧张局势所带来的不安定影响,但如果这些不确定因素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控制,就可以确保稳定,否则灾难不可避免。“核扩散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中美两国正在积极合作,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基辛格同时还谈到了能源问题,认为能源问题也很容易导致国际关系紧张。他说,当前能源问题的矛盾在于供应的增长速度慢于需求的增长速度,当务之急是各方合作解决问题,“所有这些努力必须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
他表示,面对一些全球性问题,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对话,但这种对话应该在未来继续推进和加强。
基辛格说,没有一个美国领导人会知道20年后会怎么样,也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会知道20年后会怎么样,在座的学生将会塑造20年后的国际体制和世界。“学生应该学到的,就是我们的未来要依赖于我们的合作,我们的未来依赖于我们能够创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国际体制。”
美国抱怨中国的快速发展没有意义,我们的利益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平衡的关系,和中国建立一个平衡的关系。
基辛格曾任哈佛大学教授,依然保持着幽默风格。“在美国谈历史,我们想到的就是一百年前怎么样;而在中国谈历史,中国人讲的则是三千年前怎么样。我对美国朋友说,中国在美国诞生前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即使他们没有美国的允许和建议,仍然已经发展了那么久,并在继续发展着。”
这位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当场批评了所谓“中国威胁论”,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思路和观念上的问题。“有人把大国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他们会觉得中国实力增强了,另外一个国家势必会走向衰落,但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表示,在一切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崛起能够造福于所有人而不是威胁到别人。“如果今天在座的是美国听众,我说的话也是一样的。”
面对全场300多位硕士、博士,基辛格坦诚地说,希望中国年轻一代也别把美国视为对手,而应该像在座的科研人员和美国同事一起合作那样。“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我对于25年后的两国关系是非常乐观的。”
满头银发、一双闪动在大黑框眼镜背后的眼睛炯炯有神——这可能是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昨天,这位以睿智和见识闻名的美国前国务卿做客中科院研究生院等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时,回忆起了36年前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神秘之旅”,向在座的年轻中国学子展示了“中美合作创建一个全新国际体制”的期待。

越南化政策和轰炸柬埔寨

基辛格和越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尼克松上任之前。在大选期间,他是尼克松阵营的秘密线人,曾给尼克松竞选团提供了詹森政府在巴黎和谈中的机密内容。1968年尼克松凭借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的口号当选了总统,并在就任伊始就开始执行所谓的 越南化计划—逐渐撤走美军的同时,扶持当地的越南共和军以继续独立抵抗(北越)越南人民军和越共游击队。与此同时,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支持下,主持了轰炸柬埔寨(当时是主权独立国家)境内的越南人民军和越共游击队目标的行动。虽然行动计划一开始是秘密进行的,然而在美国国内,消息一经流出还是激起了一片片的反战浪潮。不仅如此,轰炸行动还间接引发了柬埔寨内战
基辛格和越南黎德寿同获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们为巴黎和平协约所作的努力。然而黎德寿以尚未达至和平为由,谢绝领奖。1975年北越军攻占南越,并建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为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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