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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变,亦称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 明英宗平日里对宦官王振言听计从,王振不顾王直等朝臣反对,鼓动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由于准备仓促,途中军粮不继,军心不稳,导致大败。 大军撤退,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队追上,明军被团团围住,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打死,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英国公张辅、时任户部尚书王佐(山东庆云县人)、时任兵部尚书邝埜(湖南省宜章县人)、时任刑部尚书丁铉(江西人)、时任工部尚书王永和(昆山人)与时任都察院右都御使邓棨俱于土木堡丧生。

背景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2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

过程

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当事大臣李贤记载的《顺天目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出征

此次出征,由於准备仓促,途中军粮不继,军心已经不稳。八月在大同听宦官郭敬说前方战败,王振开始惊慌撤退,撤出大同。然而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让英宗到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不顾大同总兵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反对,匆忙改变行军路线。行四十里后,又怕大军过境损坏家乡庄稼,又急令军队转道宣府(今河北宣化),此时瓦剌大军追至,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战死沙场。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骑五万前去阻击,至鹞儿岭,中伏死,五万骑全部覆没。在1449年8月14日到达土木堡(河北怀来县东南),离怀来城仅20里,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下令就地宿营。
李贤,字原德,宣德八年进士,授验封主事,正统中迁考功郎中,改文选。正统十四年“扈从北征,师覆脱还。” 英宗复位,命贤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自此,李贤“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对明代中期政治的改良颇为有力。李贤不仅亲历土木其事,而且还以一位以国事为重的官员的面貌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在英宗亲征之前曾与同僚一起劝说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章留驾; 在行军途中,又与一些御史谋划击杀王振,制止亲征,使英宗安全返回北京。在李贤对土木之变的观察中,这种热忱的历事者的背景所具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被俘

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明军只得仓促应战,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战死,明英宗盘而坐,不久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大铁锤所杀,樊忠不久亦战死。此役明军死亡过半,大量辎重尽为也先掠夺,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

反击

于谦建议百官预支俸禄于京城90里外的通州,这样就使也先没有粮食可以抢。二十三日,都御使陈益上奏:诛杀王振全族。郕王不知道该怎么办,百官发怒,殴打王振的心腹马顺,打死党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锦衣卫指挥使)。九月初六,瓦剌进攻宣府、大同、勾结关内的蒙古人,烧杀抢掠,挟持英宗叫门,宣府守将杨洪不听。
  于谦任命:石亨从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晋升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推荐东莞的河伯所闸官罗通为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为山东都指挥使,韩青守紫荆关,任大同副总兵;郭登为总兵,守大同。从于谦的布置可以看出,当时不论地位卑贱与否,只要是有才能的,都用上了。十月初一,也先、脱脱不花掠过大同,夺下紫荆关,明朝又失一城也先兵分两路:一路由古北口、密云进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从宣府、洪州进攻,30000人左右。
  两路军最终的会合地点是居庸关以西的白羊口,妄图直抵京师!如此,则京师危急。此时,于谦的先遣4将(罗通、曹泰、韩青、郭登)都没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拉军长驱直入,看似要灭亡大明王朝。
  于是,于谦执行第二方案:“亲自领兵22万,列阵于九门外,亲自披甲执锐,于是,京师各地士气大振。侍郎吴宁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谦亲自列阵于德胜门外。十月初二,副总兵高礼、毛福寿迎敌于章仪门的土城之北,败瓦剌先锋官,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复到土城拜谒英宗。
  十三日,也先进攻德胜门。石亨,范广等将领在民间的土房内埋伏,二人大败敌军!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战死。也先转而攻打西直门,又大败十四日,战于章仪门,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胜!此时,围攻居庸关的瓦剌军与明军大战七天七夜,还是大败!
  连续的失败,士气低落,再加上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军队也已经快到达京城,于是,也先坐不住了。十五日夜,拔营而走,明军以炮火追击,杀敌万人,也先向回良乡逃去。十七日出紫荆关,明军奋起直追,败敌于固安、霸州,擒阿归等18人。此时,京师保卫战基本结束。明朝在先损失200000人的情况下扭转战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结果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十余万,文武官员亦死伤数
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
十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史书上称英宗被俘为“北狩”),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再三请求,郕王无奈应允,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至京勤王。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伤亡存疑

否泰录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 数字之差,语意全非。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沿
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
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从“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但此说一出,不但同样不采“五十万”说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连相信“五十万”之说的《国榷》、《明通鉴》等也采用之,以与“五十万”相呼应。另外一些不采“数十万”说者,如薛应 、雷礼、徐学聚、谷应泰、查继佐等多以损失“骡马二十万匹”搪塞。此说来自李贤所记:“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所记当较单凭在京“耳闻目击”者可靠。后人既然摘其记录,却仅断章取义,而对其详细的军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实在难以理解。
另外,土木之变前夕朱勇率军败死鹞儿岭。《实录》载其率军四万,《献征录》卷五李贤《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贞、徐学聚、叶向高、谈迁因之。《否泰录》载:“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高岱、黄光升、谷应泰因之。三万骑与四万人尚可相辅相成。不过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又说是“率五万兵迎之。”雷礼、严从简、查继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传》却作“所率五万骑皆没”,显然是专取最大数目,又擅改“兵五万”为“五万骑”。(其卷三二八《外国传·瓦剌》又作“四万人”,显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贞记土木之变时于出征、伤亡人数一并不书,却又记朱勇军数。严从简在此同样详事而略数。来明后期已经有人对传世的明军人数和伤亡数大为怀疑,因而阙略不书。

实录

明军出发时究竟有多大规模呢?《实录》载:“车驾发京师亲征。
示意图 示意图
……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此前三天,“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可见明军仓猝出发,兵员仅来自三大营以及必备的亲军。关于三大营的兵额,明代中后期以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永乐时有三四十万。而对土木之变前京营规模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法。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扈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十五万军中必然已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即便按这样计算,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

水东日记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若减去朱勇所言征调各边的京营兵与逃亡者,则京卫操军军数尚远不及此。
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新选余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匠人、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故得留守。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姑且以旧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万人计,合计班军、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当时京营最多三十万人。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明军从京师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即三十万加七万,再减去十万和四万五千,规模当在二十三万上下。即使“私属”队伍庞大,明军总数也就在二十五万左右。

综合

明军几经辗转到达土木堡时,人员组成已经有不少变化。据《实录》,六月派到大同、宣府的将领中,陈怀、井源、王贵等死于土木堡,吴克勤死于土木之变前夕的断后之役,说明明军离开大同、宣府时,六月派来的京营兵随行回京。《否泰录》说英宗进兵到宣府时“井源败报踵至”,《李侍郎使北录》载明军到大同后遣“平乡伯”即陈怀出战败绩,说明此部明军已经大受损失。而明军在到达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损失惨重, 吴克忠军作为后卫,其数量当以万计。这样增损之后,再算进行军过程中的减员,明军到达土木堡时的规模应约二十万,与李贤所记正相符合,这也间接证明了以上对京营规模的估计。
明军号称五十万,可能只是沿永乐时以五十万大军亲征的说法以大造声势而已。相比之下,《正统临戎录》引也先语:“前番营里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倒比“五十万”更近事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阿剌知院言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他“伤”了哪几个“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尽管瓦剌军趁宣府东北明军溃败而得长驱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据《宣府镇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时代
军士全额
操军数额
驻宣府城军额
驻宣府操军额
126,395
56,152
   
正统、景泰
90,346
55,195
   
正德
66,979
50,759
23,274
18,930
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李贤《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而实情恐不止此。

明史

《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彼此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非不可能。后英宗被拥至大同,侍从袁彬进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
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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