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培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字致祥,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

个人简介

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仿效外国在城市设警察,维护治安。每省设巡警道一名。四川第一位巡警道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周孝怀。他开办巡警教练所在此,街亦因此得名。周爱题字补壁,杜甫草堂内现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题写的。 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辛亥四川争路记》等。(巴蜀网)

相关典故

作者:章立凡
金陵清凉泰钦禅师,性豪逸,众易之,法眼独契重。一日眼问众:“虎项金铃,是谁解得?”众无对,师适至,眼举前语问,对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录》
国号之铃 至今无解 
一九一九年出席巴黎和会中华民国代表团由陆征祥率领,成员包括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其中王正廷系广州军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一九四五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中,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以上国民党)、胡适吴贻芳、胡霖(以上无党派)、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为代表,并共同在《旧金山宣言》上签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共享中华民国名器的历史就此终结。此后大陆与台湾(背后是统治这两块中国领土的党派)分别使用两个国号,并为联合国的“CHINA”席位争斗了二十五年,最终大陆取胜,但国家至今分裂依旧……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统一障碍,皆与国号问题有关。“台独教父”李登辉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毛泽东最大遗憾是改了国号,如果他们还叫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关于更换国号的故事,《黄炎培日记》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记载:“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年号改从公元(一九四九),但不禁用(三八)”。此处“三八”即指中华民国纪年的“民国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此前,《共同纲领》草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写上的。黄的日记过于简略,另一当事人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秘书)曾详述午宴上关于国号问题的讨论。
当日出席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轮到第三位发言时,形势很快逆转:
再是前清进士周致祥,据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丙鹤:《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辑,第三十页)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李敖在二OO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一六八集里,谈到了国号问题的另一版本: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四九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四九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那么为什么要改呢,当时就在大家投票决定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一个清客,周善培(浙江诸暨县人也)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产党把中华民国这个臭招牌砸掉了,而十六年以后毛后悔了。
李先生讲的这段古,我在少年时代就不止一次听长辈谈论过,看来也不像空穴来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查过很多资料,都无法证实此事。中国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决策,若此事属实,则六国饭店的午宴,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这种私下说的话,正史也不会记载,当是作俑者自己对外吹嘘,才以口碑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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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政声鹊起;他是近代中国警政的先驱(任提法司),在成都首创开辟红灯区的先例;他还是地方官员中最早剪掉发辨的一位(四川人称“周秃子”),其思想之新锐可见一斑。入民国以后,他虽以遗老自居,但长袖善舞,仍系“与时俱进”的人物。上述小传称他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显然遗漏了不少重要历史情节。
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周善培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并于1916年11月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在北京发起“政学会”,此即所谓“旧政学系”之由来。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倒直“三角同盟”。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22年3月20日“伍朝枢偕张作霖之代表朱庆澜、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邓铿、谢持自广州来晤。”
周善培因此卷入一宗历史血案:邓是粤军参谋长,谢是大总统府秘书长,二人皆周之学生,陪老师甫抵广州车站,邓即遭遇刺杀。而周自述此事,则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资于戴传贤(季陶)、张人杰(静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损失,听说张人杰电求陈炯明借一百万元为交易所复业,立刻电知邓铿即日赴粤,不料抵达后发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前夕,周善培曾与韩国钧张一麐等耆宿,奔走调停于两省督军齐燮元卢永祥之间。1925年,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遗老,又卷入宗社党人的政治阴谋,企图利用白俄将军谢米诺夫帮助废帝溥仪复辟。其间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机家,曾在给溥仪的奏折中密陈:
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陈,请旨定夺,谨奏。(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24页)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对在战犯看守所中关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于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黄炎培,为溥仪开脱说:“此公真是伤心人,丁巳误于康(有为)、沈(曾植),辛未误于罗(振玉)、郑(孝胥),皆自许为臣,共推为学者、为诗人。旧书真有毒,可叹!”。丁巳指1917年张勋复辟,辛未指1931年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还拜托黄炎培:“对于溥公,我却有几件永远忘记不了的事实,写如别纸。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
在“别纸”中,他提到两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间,溥仪捐款支持朱庆澜为陕西和长江灾区募捐的义举;二是1932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赴旅顺为溥仪祝寿时,溥仪曾对他指天画地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国人”,故其出任伪满“摄政”绝非本愿。黄炎培接到此信后,于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来,转呈周善培来信并有所关说。
历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遗老周善培为故主求情,将视线引到了密筹伪“满洲国”的历史关节点上,也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且看溥仪对这位旧臣的回忆: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份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71页)
溥仪这段文字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谈及罗、周二人“说他们可以凭此去联络那些热望我‘复位’的日本军方人士和东北的军政要人” 。(爱新觉罗·溥仪《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102页)
原来“自许为臣”并将故主推上认贼作父之路的,不止郑孝胥和罗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过是各怀心思,争当拥戴的功臣而已。最后郑孝胥凭藉日本人将溥仪抢到手,“躁进之人”罗、周被排斥在外,没有当成“开国功臣”,才侥幸洗脱了历史罪名。
从以上这些历史片断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周善培,一个不断用商业法则进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遗老善舞 信之不祥 
进入民国以来,以遗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挂后过黎元洪、段祺瑞、孙中山、溥仪、刘湘,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共。
国民党元老谢持父子,与周善培有两代师生之谊。谢持的孙子谢幼田,曾有如下回忆:
我祖父和父亲都受教於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远长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护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张澜罗隆基,与周恩来也有往来。他告诉我父亲,中共将会需要我父这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我父对家人讲,他“一生不问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就研究过,不过凭本事吃饭,不必怕。”於是就留下来了,并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谢持这位不问政治的儿子谢德堪,回到四川富顺老家后,很快在土改镇反中被捕。谢家人十万火急地跑去恳求周善培,请他出面找陈毅营救:
周郑重告诉我大哥转家母:“不必急,你父亲迟早会受欢迎的。”周没找陈毅。当时,周很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即由他取,毛泽东到上海数次登门请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请吃饭。于是我母亲没找在北京教大学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济深和周恩来,周在法国与我父亦有交情。(谢幼田:《我父亲的一张判决书》)
由于“周很忙”,而谢家人又过于信任这位两代恩师,放弃了直接找李济深、周恩来求救的机会,结果谢德堪于1951年3月14日以“恶霸罪”判处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运的前辈,与“船王”卢作孚的交谊非同一般。新政权成立之后,周力劝卢及其民生公司船队从香港来归,功不可没,他还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长。
1952年“五反”运动中,高压下的卢作孚于2月8日夜间自杀,西南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据《黄炎培日记》记载,2月15日从周善培的来信中得知卢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驻京代表何乃仁盘问详情,接着往访张澜磋商,下午便将周的来信交给了统战部长李维汉。其后数日间,卢作孚自杀的内情在北京上层逐渐传播开来。
周善培同时将消息透露给《大公报》记者张蓬舟,22日该报二版披露卢“病故”消息后,当即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春桥的严厉责问,总编辑王芸生被迫做检查并受记过处分,该报副总编辑李纯青、编辑主任孔昭恺、副编辑刘克林、采访课主任周雨分别受到警告处分。
亲朋好友不断触霉头,周善培却始终安然无恙。素以“眼光远长”著称的他,常在不经意间给人瞎马骑。他表字致祥却多致不祥,友人从卢作孚到王芸生,弟子从邓铿到谢德堪,主子从溥仪到毛泽东,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种不祥。
另据《张元济日记》记载,1949年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周培善两位前清进士到中南海晚餐,陈毅作陪。毛谈及章士钊欲居北京经营商业,并为老东家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反对,张元济也认为杜月笙的名声不佳,门徒众多,恐地方受扰,陈毅表示将对此事慎重处置。周在席间主张读经,张则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对待杜月笙的问题上,周善培颇有见地,因为伟大领袖肯定不会喜欢帮会领袖;他的“读经”主张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为“圣之时者”。而张元济别立经学一科的倡议,如今已在大学中现身……
敌人的敌人即朋友,前清遗老支持新政权,毛泽东也显得特别敬老尊贤,盖因国民党乃共同宿敌也。遗老周善培对中华民国“毫无好感”、卷入复辟密谋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换国号的理由点拨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相形之下,后人的熊猫式和亲及施琅式意淫,越发显得稚嫩可爱。
周善培晚年终于过了一把“开国功臣”瘾,于1958年寿终正寝。新国号满足了毛泽东的历史舞台感,却令他在统一大业上抱憾终生。
系铃人去矣,周善培拴在历史虎项上的金铃铛,至今犹未能解……
2006年清明节 风雨读书楼
《凤凰周刊》2006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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