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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共领袖。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51岁。

人物生平

向忠发(1880年一1931年),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
向忠发

向忠发

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
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共产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1926年1月出席共产党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10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毙。
关于向忠发是否叛变的事情,目前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向忠发未曾叛变,经过刑讯逼供,死于电刑,《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很有可能为伪作。

工人领袖

工运起家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 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入选党中央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得势原因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八七”会议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地位低下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双面红人

权利欲望

向忠发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召回莫斯科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政治局扩大会议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中共领袖

一步登天

向忠发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
中共六大上,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10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缺少才能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
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已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甚至提出辞职,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堕落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
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被捕遇害

1931年4月下旬,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取道武汉回上海,途中落入国民党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手中,随即叛变,供出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及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所在地。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得到这份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报告周恩来,中共中央机关得以迅速转移。
顾顺章急于向敌人邀功,想法设法要把中共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抓到。他对抓捕向忠发颇有信心,因为他了解向的习性和行踪路线。当时,向忠发在上海装扮成一个有钱的古董商人,与杨秀贞在法租界善钟路附近的一幢三层楼房里以夫妻身份同居。杨是经顾顺章的撮合才与向在一起的。
在得知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马上通知向忠发搬了家,接着又决定让他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但向舍不得杨秀贞迟迟不愿离沪,提出离沪前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就在这时,顾顺章觅到了向忠发的踪迹。根据顾顺章密报的线索(向忠发左手一指半截的特征,年轻时为了戒嫖,将左手指砍去一个)。国民党松沪警备司令杨虎在向忠发去告别杨秀贞必经的“探勒”汽车行设下埋伏,于6月22日上午9点将向抓捕。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周恩来把他称作:“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当时特务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向忠发的身份。她摇头说不知道,特务们又动刑问她知道不知道。她还是说不知道。最后她终于说知道了,而其过程却是如此的让人愤恼。竟然是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先叛变了,然后走到杨秀贞的那里对着中统特务们依然说道:交代了吧,他们都知道了。

人物争议

于1931年8月24日瑞金当局以“向忠发同志被难二周月纪念日”为由,发布“8月24日到8月30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的紧急通知。这就是说,向忠发牺牲了两个月,还没被指认为叛徒。
有个叫黄慕兰的女士“回忆”说第二天她就知道向忠发叛变了,黄女士还说参与营救了关向应!?而向忠发曾安排过营救关向应,那么,向忠发叛变后,中共还来得及通过律师和法官去营救关向应么?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两天后被处死,疑点有一串:
“由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上述是史家引用最多的说法,实际是24日遇害。从时间上可以推断:向忠发被捕后进行了最强硬的抵抗?
如果是叛徒,则口供多多益善,需要他带路去抓更多的共党。而且有可能获得比顾顺章更高的地位。下面是置疑:
1.与向忠发同时被捕的有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她是组织上派去专门陪向忠发的爱人杨秀贞的,在狱中向忠发并没有向敌人供出她的党员身份,最后被判无罪,保释后出狱。
2.在上海江宁路1141 号存放中央文件处工作的机关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后,向敌人提供虚假口供。当时在狱中的向忠发是知道他们的身份的,但他们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敌人最后以“ 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张纪恩有期徒刑5年,张越霞无罪保释放出。
3.当时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还关押着关向应、余昌生二人,敌人并不知道二人的真实身份。向忠发被捕前曾与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并设计过营救二人的方案,但二人的身份在向忠发被捕后并没有暴露,1931年二人宣布无罪保释出狱。
4.1931年春,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被捕,向忠发与周恩来多次研究如何营救乔出狱,向忠发被捕后此人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来也无罪出狱。
5.1931年8月24日瑞金当局以这样的名义“向忠发同志被难二周月纪念日”为由,发布“8月24日到8月30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的紧急通知。
6.毛泽东在文革初追问周恩来,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

历史资料

1931年4 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义时期的工人领袖,后长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风糜烂,被捕后便叛变了。他向国民党献计企图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向上海的党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及时转移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补救。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由原来的住宅搬到党组织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当时刚与杨秀贞结婚不久,住在楼房的一楼,陈琮英带着她自己不满一岁的女儿远志住在二楼,她的主要任务是注意杨的一切活动,为了工作的方便,陈琮英喊杨秀贞“嫂嫂”,当时陈琮英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阔商。
顾顺章叛变后,为了找到向忠发,顾首先找到他过去介绍给向忠发的老婆杨秀贞当娘姨的一个女人,顾就安排这个女人查找向忠发的下落,这个女人知道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里做的一件衣服还没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缝店里等待杨的出现,不久杨果然来取衣服,这个女人就暗中跟着杨找到了向忠发的住处,幸好她的跟踪被察觉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又把向忠发接到了他的住处,并再三嘱咐不守纪律的向忠发不要外出活动。向忠发的妻子杨秀贞与陈琮英一起搬到了静安寺的一个新旅馆里住下,当时杨秀贞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是她的养女,名叫鸽子。
中共中央为了保证总书记向忠发的安全,决定把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去。本来中央已决定同意向忠发在离开上海往中央苏区前,与杨秀贞见上一面的请求,见面时间定在6 月21日上午,6月21日下午一定要离开,向忠发却违背组织的规定,6月21日,趁周恩来外出之机,偷偷地溜出来,私自到旅馆内去看他的老婆,当时陈琮英在旅馆里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离开,但向忠发置之不理,并在旅馆内住了一夜,其实向忠发的行踪早被人盯上了,6月22日早上向忠发走出旅馆,到他经常要出租车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车行要车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当场抓获,出卖他的就是该车行的会计叶荣生,叶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识向忠发,敌人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向忠发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向忠发年轻时为了戒嫖,将左手指砍去一个),将向忠发逮捕。
当时负责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知道向忠发被捕后,即刻组织人员营救。但执行任务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因为向忠发已经叛变了。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从这个地方可以远远看见他自己住的地方的后窗户,看到的是窗帘拉开的暗号,知道敌人正在搜捕他的住所。其实向忠发被捕后就出卖了周恩来,敌人来搜查时,刚巧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及时知道消息后,又外出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家中只有两位老人,一位是邓颖超的老母亲杨振德,一位是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敌人打了夏娘娘,见是两位老太太,也就没有抓走她们,只是派人守在家中等周恩来回来。所以周恩来对此事十分清楚。1967年5月19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向忠发的叛变,并在信中附加道:“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1972年6 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的见闻,他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一套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被捕的另一位机要员张纪恩在《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一辑上,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及其他》一文,文章中提出:向忠发是不是叛徒,值得研究。其实这种怀疑说不通,这个道理很简单,向忠发是6月22 日上午被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急于报功,立即给南京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蒋当时不在南京,电报又转至庐山,蒋介石接到电报就批复就地处决。向忠发叛变后,熊式辉又给蒋介石发去了第二封电报,恰在这时蒋介石的电报批复已到,加上向忠发提供的情报处处让敌人扑空,这让熊式辉十分失望,按蒋介石的电报,6月24日便把向忠发枪杀了,而张纪恩是6月23日被捕,这样向忠发也就根本没有时间去指认张纪恩了,更谈不上两个人去对质了。所以说是敌人没有给向忠发留时间去指认陈琮英、张越霞、张纪恩、关向应、余昌生、乔生发等人。
向忠发被枪杀后,狱中的陈琮英等人,始终不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们还积极做杨秀贞的工作,杨秀贞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认,敌人没有任何证据,加上狱外党组织的积极营救,最终他们一个个出狱了。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外宾时说过,向忠发被捕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邓颖超在世时,又有人写文章质疑向忠发的叛变问题,邓颖超亲自撰写文章进行澄清。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仅从历史资料中找几个疑点就能推翻的。

死因新说

对向忠发的被捕和受刑,《陈文》引用了叶永烈《出没风波里》一书中关于张纪恩被捕情况的叙述。作者写道:“据张纪恩说,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张不要步向忠发后尘。”于是断定“这张照片,就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如果向忠发在这26个小时内,是拒不供出国民党很需要的东西,那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付向忠发的,就必然是刑讯室‘待遇’:施以严厉酷刑,拷打逼供。对此,前述那张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情况,就是铁证。”由此推测:“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
熊式辉的难言之隐
对向忠发的被捕与处决,熊式辉为何却无任何说辞呢?
熊式辉在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抨击之语,开口“共匪”,闭口“朱毛匪军”,因此,对中共首脑人物的被捕,他不会有任何同情。但,对抓捕向忠发一事,他却居然只字不提,岂不反常?
是不是无关军事的事情,熊式辉便不记录?也不是!对于1929年12月21日他派人在上海租界内侦察、并于22日逮捕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首领居正等人,及1931年8月30日在上海,国民党当局抓捕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人员牛兰、缴获若干共产国际文件的事,熊式辉在回忆录中,都记得清清楚楚。然而,独独对离牛兰事件仅仅两个多月的向忠发被捕一事,熊却未置一字。
这一切表明:熊式辉对于向忠发被捕与随后处决一事,可能有着难言之隐,不能说,不愿说。就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也铁心让其尘封于历史。当时他人虽在江西,但淞沪警备司令部,毕竟仍是以他为首,因而,为“淞沪警”隐,也就是为他熊某人隐。
在向忠发的问题上,熊式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呢?
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到目前为止,比较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向忠发的死,是一个意外,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作业差错,而所谓“处决”云云,纯为虚构宣传。
并且,这个“作业差错”,错的程度很大,大到熊式辉几十年后还不愿面对。那么,到底是什么“作业差错”呢?
据张纪恩回忆,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张不要步向忠发后尘。这张照片,就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算起来,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最多只活了26个小时。在此期间,第一,中共再没有人因向忠发的被捕,而发生有党员遭到国民党方面逮捕之事;第二,向忠发并未作出国民党方面最想要的招供。
的确,向忠发被捕后,曾作有一份供词。据张纪恩回忆,他在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受审时,审问者给他出示过向忠发的供词,张纪恩说:“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
仅仅二三页的十行毛边纸,还是用毛笔写,那能写几个字?
1933年10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刊登了一篇有数千字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详细有序地叙说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组织及重要人员的情况,声称是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然而,在这篇供词,有很多疑点。例如,“供词”中涉及的关向应、余昌生等几名中共活动家,向忠发被捕前,均已化名被关押在国民党龙华监狱内了,而向忠发也都知道。但向忠发的被捕,却并没有暴露这些人,没有影响他们处境的恶化,而且他们不久后均被保释,安全出狱了。张纪恩、张月霞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俩不仅始终未暴露真实姓名及共产党员身份,而且,很快张月霞就获释,而张纪恩也只是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再则,张纪恩亲眼看到向忠发的那份供词,即那仅仅两三页的十行毛边纸内,显然,是不可能有数千字内容的。
实际上,《转变》中那些真真假假的内容,若由当时叛变不久的前中共特科头头顾顺章捉刀来炮制,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国民党特务机关搞造假把戏,来对共产党人进行心理战,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如国民党特务机关1932年2月在上海几大报上刊登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欲离间中共人员、诬害周恩来的事件,就是显著一例。因此,所谓《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伪作的可能性很大。
而如果所谓向忠发的自供是伪作,如果向忠发在这26个小时内,是拒不供出国民党很需要的东西,那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付向忠发的,就必然是刑讯室“待遇”:施以严厉酷刑,拷打逼供。对此,前述那张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情况,就是铁证。那么,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如果真如此,在向忠发问题上,对熊式辉为何始终处以缄默,就不难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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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原声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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