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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华伦·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年3月19日-1946年10月12日),美国军人,陆军四星上将,曾经在二次大战期间驻中国接近三年,任驻华美军司令,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后因与蒋中正关系破裂而离任。

人物生平

姓名:Joseph Warren Stilwell
生卒:1883.3.19 ~1946.10.12
译名:约瑟夫·华伦·史迪威
绰号:醋性子乔
出身:绅士
学历:大学(西点军校
职务:第3军军长、中印缅战区司令兼战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10集团军司令等。
军衔:四星上将
夫人:弗雷德·史密斯
参战经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年4~5月,在缅甸曼德勒以东地区指挥中国军队聚集日军:1943年10月指挥中美联军和云南远征军进行缅北战役:1944年8月指挥部队攻占北缅重镇密支那
著作:《史迪威文件》;《中缅印战区史》
名言:一个人只要不辜负国家的期望,不虚度一生,也就心安理得了。

相关事件

早年经历

生于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1904年毕业于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之后曾在菲律宾服役及于西点任教,亦曾于美国最高国防学院“指挥及参谋学院”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欧,任第四集团军情报官,获杰出服务勋章。1919年任驻华美军语言教官,学习中文,取中文名史迪威。1920~1923年赴华工作,帮助修建了一条从汾阳到军渡的公路。1926~1929年在中国天津任驻华美军营长、代理参谋长,曾对北伐军进行考察,评价较高,但同时认为由于运输问题将于徐州停止(后被事实验证),同时为《卫兵》攥写《当代中国名人》,曾有一篇写道蒋介石,并且评价不错,同时大量描写了中国下层人民的苦难与艰辛。1935~1939年任驻华武官,并且开始对蒋介石产生蔑视,他认为在日本进攻的情况下不进行抗争而号召新生活运动是愚蠢的。

二战经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缅印战区美陆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指挥盟军抗击日军入侵缅甸。1943年兼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在缅北反攻战役中指挥盟军与侵缅日军作战。因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并且对蒋介石极为不满,称其为“花生米”(因蒋介石为光头),与蒋介石发生矛盾。曾因蒋对其发出的诸如:我们有六个团,如果一起被歼灭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务必分散开来,这样损失一两个团仍有数个团可用 这类命令而大为愤怒,同时为诸如国民政府在桂林已经陷落的情况下贵州桂林以西的山洞中储存的用于华东地区的弹药武器仍不使用而感到无法理解。他认为只有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才有获胜的可能,退而防守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随后蒋坚持要求撤换史迪威,在多年间提出数次强烈要求,均被马歇尔等人抗议而被迫放弃,后因美国所发出的要求蒋交出军队指挥权电文导致了双方矛盾极度激化,史迪威与蒋中正的关系最终发展成势成水火。

被撤回国

1944年年春季以后,日军在华发动“一号作战”打通大陆桥,国军在西南、河北大溃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形势表示忧虑,加上史、蒋二人长期不和,于是特意派出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亲自了解情况。华莱士到华后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给予很低的评价,但同意史迪威成为两国交往的障碍。8月中,罗斯福再三提出蒋中正将中国大陆之军队交予史迪威指挥,为此特意将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罗斯福一度以接近命令的口吻向蒋提出要求,史迪威得悉后,亲自将该份电报交予蒋介石,之后在他的日记中记下快慰之感。蒋介石回复罗斯福,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宁愿不惜脱离盟国独自抗日。最终罗斯福权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其职务由魏德迈接手。。次年1月任国内陆军地面部队司令,6月任驻冲绳美第10集团军司令, 8月接受琉球群岛日军投降。 1946年3 月任第6集团军司令。1946年10月13日因胃癌在旧金山病逝。周恩来赞扬他是“最优秀的战士”。遗著被后人汇编为《史迪威文件》。

人物年表

1883-1900

1883年3月19日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后随家人定居纽约州扬克斯市。
1900年7月 考入西点军校,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学员之一。

1900-1910

1904年6月 从西点军校毕业,授予少尉军衔;随后赴菲律宾在步兵第12团服役。
1906年2月 调回西点军校,在现代语言系任教官,先后教授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历史、战术等课程。
1910年10月 与威妮弗雷德·A·史密斯结为伉俪,相爱终生。

1911-1915

1911年1月 再次赴菲律宾步兵第12团服役,3月晋升为中尉。
1911年11月 第一次来华,游历上海、厦门、广州、梧州、香港等地。
1913年9月 重返西点军校任教。

1916-1918

1916年夏 在纽约州普拉茨堡后备役军官训练营地任教官,9月晋升上尉
1917年8月 在弗吉尼亚州李营第80师任旅长副官,晋升临时少校。
1918年1月 赴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和第4军担任情报工作,先后晋升为临时中校、上校,并荣获优秀服役勋章。翌年7月回到美国后,临时军衔全部取消,重新成为上尉。

1919-1920

1919年8月 被任命为首任驻华语言军官,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
1920年8月 第二次来华,正式就任驻华语言军官,在北京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继续学习汉语。

1921-1923

1921年至1922年 被国际赈灾委员会借用,先后担任修筑山西汾阳至军渡、陕西潼关至西安公路的总工程师,接触了各种社会情况,结交了各界人物,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1922年至1923年6月 作为美国驻华武官处工作人员,视察和游历了中国东北、外蒙古、浙江、江西、湖南和苏联西伯利亚、朝鲜日本

1923-1925

1923年7月 回美国赴本宁堡步兵学校学习;翌年毕业任校长韦尔斯将军的助理执行官。
1925年9月 入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深造。

1926-1930

1926年9月 第三次来华,出任美军天津步兵第15团营长。
1927年5月 受美国驻华公使馆派遣,到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军情,尔后所写的报告受到嘉奖。
1928年1月 代理步兵第15团参谋长;5月晋升中校。
1929年6月 回到美国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在此获得“醋性子乔”(亦称“尖刻的乔”)这一使他引为骄傲的绰号。

1930-1940

1935年7月 第四次来华,在北平美国驻华武官,已晋升上校。
1936年 先后考察广州、桂林、梧州、南宁、汉口、徐州开封、洛阳等地。
1937年7月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组织一个情报组,及时向美国报告战争进展情况;年底迁至汉口,翌年曾在兰州、台儿庄、长沙、重庆等地考察战况。
1939年8月 回到美国出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1940年7月 出任第7师师长兼蒙特雷市奥德兵营司令;9月晋升少将。

1941

1941年6月 出任第3军军长。
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奉调赴华盛顿,负责制定在北非登陆的“体育家”作战计划,并准备出任美国远征军司令。

1942

1942年3月 第五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已于2月晋升中将;随后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5月,缅甸战役失败,率110多人徒步走出缅北丛林。
1942年6月 向蒋介石递交关于中**事制度改革的建议:(1)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2)撤换无能的高级军官;(3)授予前线指挥官全权。
1942年7月 向蒋介石递交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借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劳克林·柯里来华之机,第一次要求撤换史迪威,未果。
1942年8月 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在印度兰姆加尔整训和装备中国军队。

1943

1943年1月 因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亲临东枝前线指挥作战,荣获优秀服役十字勋章。
1943年3月 在云南组建昆明训练中心,4月1日正式开训,执行整训和装备30个中国陆军师的计划。
1943年5月 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
1943年8月 魁北克会议决定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史迪威任该战区副最高统帅。
1943年9月 向蒋介石建议使用共产党第18集团军等部队向华北日军侧翼进攻,并建议给西北部队以充分的供应。
1943年10月 蒋介石第二次提出撤换史迪威,未果。
1943年11月 出席中美英开罗会议
1943年12月 指挥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北;翌年8月占领密支那,取得战役基本胜利,给日军精锐第18师团以歼灭性打击。

1944

1944年1月 同意政治顾问戴维斯关于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报告;7、8月间,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
1944年7月 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所有军队的全权;蒋介石复电表示“原则同意”。
1944年8月 晋升四星上将。
1944年9月 蒋介石第三次要求美国总统召回史迪威。
1944年10月 罗斯福同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于21日离开重庆回国;3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

1945

1945年1月 出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由印度利多、经缅北密支那、至中国云南中印公路通车,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1945年2月 荣获荣誉军团勋章和橡叶勋章。
1945年6月 出任第10集团军司令,参加冲绳战役。
1945年9出席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并主持琉球岛的受降仪式;回国前通过马歇尔要求去北平看望老朋友,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10月 出任军需装备委员会主席。

1946

1946年1月 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司令,并负责西部防御司令部的工作。
1946年10月12日 因患胃癌并转移到肝部,在旧金山莱特曼陆军医院逝世,终年63岁。去世前一天,根据他的请求授予他一枚步兵战斗纪念章。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奖章,但只有在第一线战斗的步兵才能获得。

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史迪威是支持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他在中国期间制定的东方战略成为美国太平洋战区战略计划构想的基础,史迪威制定了分五路作战计划,包括一路从印度东进、两路从中国南下
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

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

收复东南亚的部署,从中太平洋方向攻击、从澳大利亚方向攻击的计划,与美国政府总体战略思想相符,除了从中国向越南方向攻击的计划没有实施,其他四路都被美国和中国实施了,这个战略部署是有远见的。而对同期蒋所崇尚的五百架战机和一百架运输机赢得抗战嗤之以鼻。对日本人非常鄙视,史迪威曾罗列日本人的长处和短处,认为日本人有六个长处:勤劳、勇敢、有毅力、有组织、有纪律、热爱祖国,短处多达二十六个:傲慢、玩世不恭、野蛮、残忍、没有人性、愚蠢、不讲信用、说谎、寡廉鲜耻、没有道德、精神不正常、歇斯底里等等。但对中国军队的士兵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有适当的人来引路,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相媲美,对大多数军官们评价却很低(但对商震等他认同的评价较好。他制定了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军队的计划,第一期训练、装备十七个师,第二期训练装备三十个师的计划,可是实际完全由他负责训练、装备的只有三个师的驻印军,后来成为国民党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另外十多个师的部队组成了滇西远征军,也由他的副职部分训练和装备了,而随着抗战胜利和史迪威回国第二期三十个师的计划没有进行。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帮助装备了比三个师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战斗力都比不上史迪威训练的驻印军,可见武器不是制胜的关键。他领导取得了缅北战役的胜利,是美国优秀的战略家、军事家,也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
尽管宋子文在华盛顿努力积极游说,然而史迪威事件却对中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许多著作将此说成蒋史之争。最近解密的宋子文档案不仅记载了许多这一事件的细节,而且揭露出一个过去其他人都未曾提及的历史景观。
1942年初,为了能有效地协调作战力量,盟军最高领袖们达成了一个联合指挥的方案,其中英国将军威斐尔(Archibald Wavell)将成为远东的“美英荷澳联合海上力量”(简称ABDA)成员国在远东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将是盟军在独立的中国战区里的最高指挥官,以对盟军“目前和将来有可能在中国战场运作”的陆、空军力量,行使最高指挥权。
宋子文当时已看到了这个新的指挥系统将是如何演变的。美国当时的决定,是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场上蒋的新伙伴。根据宋所取得的讯息,史迪威将监督并控制所有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成为蒋的参谋长。此外,史迪威还将在中国境内任何军事会议上代表美国发言,并且控制和主持滇缅公路的物资运送。
史迪威在1942年3月首次抵达重庆,受到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欢迎。宋的档案显示,就在1942年6月,也就是在缅甸战败的一个月后,蒋宋两人即已开始讨论是否要以一位更乐意支持国民政府战略、更积极领导盟军在东南亚和中国战场抵抗日军的美方人士,来取代史迪威。
蒋当时把他手中最精锐的两个师拨给史迪威用来保卫缅甸,结果却是一场灾难。1942年5月缅甸的陷落,意味着中国成了孤岛,与外界阻绝。蒋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认定缅甸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迪威太傲慢,无视蒋的建议,从而白白牺牲了蒋的两个师。
1942年6月和1943年10月之间,蒋和宋数次考虑撤换史迪威。起初,宋敦促蒋表现出他不喜欢史迪威但仍然试图同他合作的态度,但是当宋后来坚持撤换史迪威的时候,蒋却拒绝了。为什么即使极度不喜欢他,蒋和宋对于撤换史迪威仍感到如此犹豫?

史抱怨中国将领“二流”

刚开始之际,当蒋觉得很难同这个傲慢的美国将军合作的时候,他曾向宋抱怨,宋因而提议对白宫做工作,以便撤换史迪威,蒋却犹豫了。在一份1942年6月12日的电报中,宋对蒋的优柔寡断感到疑惑,他催促蒋说出对史迪威的真实感受,否则,宋在华府的处境将极为艰难。
宋是这样说的:“文追随钧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实如此,不得不一再晓渎,即请钧座明白示之。钧座对史迪威感想如何,文各电所列问题,是否已与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迪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
四天后,在另一封发给蒋的电报中,宋报告说他已经从美国高层得到保证,要蒋提出要求,他们会召回史迪威。但是宋同时提醒蒋,他确认史迪威在帮助中国取得美方军事援助时仍将产生作用。宋因而建议蒋对史迪威施加压力:“美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已表示他愿意召回史迪威,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官员亦同意史迪威应该服从于你,你尽可以把他当成你的部属,而不必把他奉为贵客。但是你应该充分利用史迪威在美国军方的人脉关系,促使美方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
蒋同意把撤换史迪威的想法暂时搁在一旁,然而他和史迪威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就此结束。美国将军和中国领袖对于处理问题的不同看法,仍然继续存在,两者关系越来越紧张,导致1944年两人彻底翻脸。他们之间的不同理念,主要归咎于四个因素:
首先,近代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欢迎像美国这样的盟军来对抗日本,夺回中国失去的领土,并且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交往。史迪威对于中国现状与对日抗战却有完全不同的认知与看法。他看到中国内部持续战乱,他熟知软弱、腐败的国民政府,他先前在中国担任驻华武官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民主化和改革几乎不抱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欣赏中国老百姓的才能和创造力,他认定这些良好的特质被旧传统保守的国民政府所制约,难以被中国的领导人所采纳并加以利用。
第二,史迪威的首要任务在于阻挡日军进入缅甸。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缅甸,催促蒋提供更多的军事与人力资源。然而蒋身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需要保卫整个中国,而不能只单独考虑缅甸
第三,两人对于对抗日军的战略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家,而美方的主要看法却是支持国民政府在战争中挺住,以牵制日本大军。盟军仅体认到,一旦中国对日本投降,那么日军将会把其兵力从中国战场转移到其他地方,威胁盟军。
第四,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应付史迪威的过程中深感挫折。史迪威多次催促宋子文要求蒋介石“任命一真正有能力的指挥官,给予他真正的威信,并对战果负责”。史迪威看不起蒋手下的众多将军。他向蒋抱怨中国军官的素质太差,认为中国将领能力乃“二流”,并告诫蒋如果他依然把大量军务交给这样的将军,“那将是白费力气”,且将会“在美英诸盟国之间,产生极为不良的印象”。
有如上因素,吾人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史迪威和国民政府领导层的关系是如此恶劣,而且越来越糟糕。在史迪威和蒋、宋的多次交手中,史迪威反复表示他对国民党将军的强烈不满,以及和他们之间的恶劣相处关系。宋的私档中处处可显示蒋和宋是如何忍受史迪威喋喋不休的抱怨的。
早在1943年之前,蒋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加剧了,同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加剧。当蒋得知史迪威设法联系延安的共产党,并想邀请他们加入国军以对抗日军,蒋尤为恼火。蒋认为这个建议“太过分”,触碰到了他与国民党官员的禁忌,也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加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1943年,在讨论到使用美国空军于中国战区和利用更多军力为盟军收复缅甸这两个议题时,双方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蒋极力争辩空军用于缅甸也用于中国,而史迪威在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的大力支持下,强烈反对蒋的看法。
史迪威是支持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他在中国期间制定的东方战略成为美国在太平洋战区战略计划构想的基础,史迪威制定了分五路作战计划,包括一路从印度东进、两路从中国南下收复东南亚的部署,从中太平洋方向攻击、从澳大利亚方向攻击的计划,与美国政府总体战略思想相符,除了从中国向越南方向攻击的计划没有实施,其他四路都被美国和中国实施了,这个战略部署是有远见的。他制定了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军队的计划,第一期训练、装备十七个师,第二期训练装备三十个师的计划,可是实际完全由他负责训练、装备的只有三个师的驻印军,后来成为国民党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另外十多个师的部队组成了滇西远征军,也由他的副职部分训练和装备了,而第二期三十个师的计划没有进行,随着抗战胜利和史迪威回国。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帮助装备了比三个师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战斗力都比不上史迪威训练的驻印军,可见武器不是制胜的关键。他领导取得了缅北战役的胜利,是美国优秀的战略家、军事家,也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

与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冲突

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缅甸后,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
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起注意的问题,蒋介石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将失败主要责任归之于此。对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缅甸战场言,史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贯彻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义务与责任,这一点,蒋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中国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蒋是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利的。3月4日,蒋在腊戍接见杜聿明时,面示其归史迪威指挥,并令其对史绝对服从。虽然当杜反问如史迪威命令不符合蒋本人决策应如何对待时,蒋没有明确答复,但回重庆后蒋又特给杜一封亲笔信,说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要在总体战略以外,蒋希望并明确史迪威应真正行使权力。实际上,3月15日,当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致电蒋介石报告有关情况后,蒋迟至25日才复电,并明确指示:“嗣后凡有请求应迳呈军部,因此间无法遥制也。”20日,又指示远征军全体官长“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可见,不管蒋介石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进行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参谋长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其实,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两种文化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可能在权力的理解上出现了差异,在蒋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在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实施权,而在史迪威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蒋介石当时尚不愿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就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蒋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远征军的整体战略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为此,“以第二百师及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之第(暂)五十五师主力,归杜军长指挥,担任同古方面之作战”;“第五军之新二十二师即由曼德勒开唐得文伊附近,……准备支援普罗美方面英军之作战”;“第六军方面,就现在部署,准备拒止由泰国方面来攻之敌。”这样,中国远征军主力将投入同古方向,蒋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并不情愿地对史迪威作出了让步。放弃其在曼德勒实行主力决战的计划,同意将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在同古一线准备投入3个师加上兵力约1个师的第5军军直属部队,由此,远征军大部分兵力将越过曼德勒,蒋以曼德勒为中心,在腊戍密支那等地步步为营的战略计划实际已告放弃。这一变化,按蒋本人对史的说法,“将军既为予之参谋长,又负指挥我军在缅作战之责,自当参酌尊意”。史迪威也满意地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大度的让步”。固执的蒋介石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让步,当然不是如史迪威自己认为的他的计划有多大的说服力,关键是因为其有美国这一实力国家作后盾。
但是,衡量当时缅甸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在战略上却并不明智。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势衡量,这种思路其实并不现实。首先,从盟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缅甸狭长的地理特征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从南到北投入极大的兵力,在英方并无防御缅甸决心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因此,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相当困难,何况此时仰光出海口已受日本海军威胁,难以充分利用。
其次,史迪威包括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月上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15军继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预定3月中旬至4月上旬到达。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备队。这样,日军实际准备投入作战的部队已达四个多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二三个师团之数,而中国到日军预定完成增兵计划的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其在包括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显然是不利的。所以,林蔚在事后的总结中认为,同古决战目的如为击破敌人,兵力“嫌过小”。
再次,中国将主力投入同古地区,在军队的进退中都将受到友军协同、交通、后方运输和部分缅人蓄意破坏的更大压力。远征军要实施同古会战,关键是必须迅速集结数个师的部队,在日军援军到达前,一举击敌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计划,远征军除第200师外,其余部队需在3月23日以后方能到达曼德勒东北地区,而曼德勒到同古还超过由国内出动至曼德勒的距离,并且由曼德勒输送至同古较之前一段运输更为艰难。虽然后来由于各方努力,运送速度有所加快,但要抢在敌人援军到达前集中同古,事实上仍无可能。3月中旬,马格威机场被炸,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取得在缅作战制空权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当时,史迪威对之未予足够重视,如当蒋反复向其说明应防止第五纵队之活动时,史迪威表示“迄今尚未发现彼等有何不利我人行动之举”,对之轻描淡写。但当战争大规模展开后,上述问题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记载,26日,远离战场的仁安羌“英国士兵之间发生了骚乱,英国人正在摧毁油田”。同时,铁路运输“因缅人发生工潮,曾停止数次”,整个交通状况 “糟糕透顶,职员们都已跑掉”,中国军队的运输计划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临时从国内紧急抽调铁路员工到缅投入运输。这些本应事先通盘考虑的问题遭忽视,其后果是恶劣的。
复次,在同古展开会战还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战斗心理问题。由于蒋的让步是在史迪威压力下作出的,蒋对进攻作战大有保留,这种态度通过各种途径必然影响到前线将领。本来,远征军将领对史迪威就抱怀疑态度,如史迪威本人所说:“考虑到他们的历史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历”,“让他们在这关键地区把两个军交给一名该死的外国人,而对此人又知之甚少,难以过多信任,未免期望过高。”尤其是这一外国人贯彻的又是为他们并不熟悉且和蒋介石意志不尽相同的进攻战,前线将领的犹豫和观望实可想象。缅甸战役失败的连环扣,很可能就由此拉开。
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也不现实。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200师加上庞大的第5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虽然后来有增援部队加入,仍无法遏阻敌人的进攻,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不得不最后撤出阵地。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也很难实现击垮敌人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蒋介石当然更有发言权,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抵挡日本一个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提醒史,己方军队“一经后撤,倘无生力军在其后方完成防御阵地,欲其中止退却,至感困难”。这些,虽然让人不无泄气之感,但又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实况的经验之谈,实际上,当时中国军队3个师和日军1个师团兵力上也只是相差无几。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军队的了解,蒋介石一开始就倾向于在曼德勒进行防守反击战,客观看,这一计划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如其计划得以实施,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日军到达曼德勒的时间应在4月中旬以后,届时,中国可在该地区集结5-6个师兵力,加上英军,在数量上可形成较大优势,而日军长途进击,又占据许多地区,需分兵把守,此长彼消,形势有可能向有利于盟军方面方向转化。加之曼德勒靠近中国西南地区,“增援与给养之供给,尚占优势”,在此作战,军队运输、后方威胁及第五纵队的消极影响都要比缅南小得多。这些条件利用得好,相持乃至取胜的机会并非没有。退一步说,只要能够相持,到6月进入雨季,日军大规模进攻就难以实施,这样中国利用半年的时间就近准备,缅甸战场形势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将更大。所以蒋介石在与史迪威谈话中对雨季的来临表示出相当期望,将此作为其防御反击计划成功的重要一环。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蒋介石又出于种种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御日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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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原声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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