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参议院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参议院由17省都督派代表组成,设于江苏谐议局原址。该院系临时性国会,拥有立法、制宪、财政决算、选举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弹幼、咨询等职权,为临时政府最高立法机关。29日,选举林森为议长,陈陶怡为副议长。 临时参议院成立时,议员到会计17省38人,孙中山率各行政官在会祝贺,并在祝辞中希望参议院“诸君子”在建设新国家的事业中“各尽乃智,竭乃力,以固民国之始基,以扬我族之大烈”。

简介

南京临时参议院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机构,坐落于南京市湖南路10号原江苏咨议局原址。临时参议院由17省都督派代表组成,拥有立法、制宪、财政决算、选举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弹幼、咨询等职权。
武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各省代表在武昌集会,于1911年12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中规定:由各省选派参议员(每省以3人为限)组成参议院,作为临时政府的立法咨议机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组建参议院。
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各省参议员到会者40余人,革命派占3/4以上,会议推举同盟会会员林森为参议院议长,陈陶遗为副议长(旋即辞职,王正廷继任);设全院委员会、常任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分别负责审查有关事件。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1912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在当时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民主性。《临时约法》还规定,在国会成立以前,“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明确了参议院的地位和职权。
1912年2月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袁世凯拒绝南下,参议院又被迫同意袁在北京就职,放弃了原来建都南京的主张,并于4月5日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同时北迁,并改组为北京临时参议院。
南京临时参议院合影

南京临时参议院合影

职权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参议院的职权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立法权,议决暂行法律,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亦须得其同意;
(二)财政权,议决临时政府的预算,检查临时政府的出纳,议决全国统一的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事件;
(三)任免权,临时大总统任用之国务员,须经其同意;
(四)外交权,临时大总统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以及派遣外交专使等项权力时,须得其同意;
(五)顾问权,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
此外,临时参议院还可对临时大总统交议的事件进行议决。1912年2月22日,临时参议院指定彭允彝、张耀曾等人起草编订《参议院法》。同年3月27日,临时参议院议决通过了《参议院法》,并咨请临时大总统公布。同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颁令公布《参议院法》。该法对参议院的组织,参议员的条件、委任、惩罚,参议院会议规则、议事程序,参议院的选举、弹劾、质问、建议职权的行使等一一作了明确的规定。

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矛盾

定都问题上

1912年1月下旬,南北议和的前景已趋明朗,南京临时政府开会决定,袁世凯成为新的临时大总统后,“临时都城不得设在北京”(《临时政府对于袁世凯之要求》,《申报》1912年1月21日)。2月5日,临时政府再次开会决定,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须莅任南京”(《专电》,《申报》1912年2月7日)。2月12日清廷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践约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荐袁自代,孙中山在辞职所附的三个条件中,第一条即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变更”(《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旧址

旧址

但临时政府定都南京的主张,在临时参议院内遭到大多数议员的反对。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开会讨论建都地点,“先后发言者俱主张北京,间有主张南京者”,投票结果是:共有28票,“其中二十票主北京,五票主南京,二票主武昌,一票主天津”(《补录参议院投票之结果》,《大公报》1912年3月7日)。参议院的决议称,“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于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从而否定了临时政府的决定和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黄兴闻知后,当天即召集参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严责不应为袁张目,黄兴尤怒不可遏,双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李(肇甫)、黄(复生)以交回复议为请,黄兴遂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段,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孙中山则决定咨复临时参议院复议此案。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时,“忽有广东、广西议员起言,临时政府地点须重议,非改在南京,吾辈愿以身殉会场。众谓不可如此,即欲重议,亦须俟总统不以前议为然,交令复议乃可。言未毕,而交复议之咨文已到,遂重议。其结果仍用记名投票法,开票计得二十七票。其中十九票主南京,六票主北京,二票主武昌”(见前引《大公报》1912年3月7日文)。复议虽推翻了原案,仍以南京为都城,但孙、黄的做法引起了参议员们的普遍不满,“有多数参议员主张辞职”(《专电》,《申报》1912年2月24日),这无疑加剧了临时参议院与临时政府的对立情绪。
至3月初,孙中山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改变初衷,放弃了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要求,于3月6日午前向临时参议院提出政府咨文,主要内容为:“一、电请黎副总统来南京代表袁世凯受事;……三、如黎副总统不能来南,则拟交待于武昌;四、袁世凯君可否就北京行正式就职礼与临时政府地点暂设北京一节,请由参议院决定。”(《南京政府之大决议》,《申报》1912年3月9日)其放弃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要求之勉强,显而易见。
临时参议院接到此咨文后,即于当日下午开会议决:“一、由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电认为受职,并通告全国……。”(《临时政府公报》第34号,1912年3月10日)与孙中山之咨文两相对照,其对孙中山与临时政府的不满与蔑视,也是不言自明的。据说孙中山的咨文送到后,“参议院某君等对于政府所拟办法痛驳其非,谓不但无济于现在之问题,且徒多生事耳”(《南京政府之大决议》,《申报》1912年3月9日)。4月2日,临时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地点,其结果是:主北京者20票,反对者6票(《专电》,《申报》1912年4月4日),由此给临时政府与参议院之间的建都地点之争划上了句号。

借款问题上

南京临时政府甫经建立,即处于极度的财政困难之中。临时政府无钱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金,更无钱支付军饷,至使“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一段时间内,南京城内“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骚动士兵,叫嚷发放欠饷”。而当临时政府被迫放弃孙中山曾宣布的“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的立场,而举借外债时,便与临时参议院发生了严重的矛盾。
南京临时政府曾经商谈的外债主要有四笔,谈成的仅苏路借款一笔。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借款均因在参议院内外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果;而华俄道胜银行借款虽以不正当方式在临时参议院勉强通过,但也终未成功。
1912年1月26日和29日,南京临时政府和盛宣怀分别在南京和神户,同日本三井、正金财团签订了两个性质相同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草约,草约规定:“公司股本中日各半”,除前已借给该公司的一千万日元外,日方尚须再交付日金五百万元,由公司转借给临时政府。合同草签后,日方先交付了200万元,待合同正式成立后,再全部交清。此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哗然,各界纷纷反对,“而参议院持之尤烈”。
2月12日,临时参议院向临时政府提出质问,指责临时政府违法借款。而孙中山并非不知此借款有损民族权益,只是迫于极度的财政困难,实不得已而为之。他在2月13日致章太炎的信中说:汉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但他在2月18日咨复临时参议院的质问时,还是未肯将此借款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而是含糊其辞地称:政府原本准备“向汉冶萍及招商局管产之人商准将私产押借巨款,由彼得款后,以国民名义转借于政府,作为一万万元国债内之一部分。嗣又因政府批准以汉冶萍由私人与外人合股,得钱难保无意外枝节,旋令取消五百万元合股之议,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万元,转借于政府。是政府原依院议而行,因火急借入二百万元,以应军队之需要,手续未及分明,至贵院有违法之防”(《临时政府公报》第26号,191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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