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清光绪丙申年(1896)11月29日出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宅。祖父刘沅,字止唐,父亲刘梖文,字子维,均为蜀中知名学者。
刘咸炘五六岁时,先后从兄咸荥和父亲学习。9岁时,更加笃学好问,每天读书达数十册。
1914年,他18岁,其父卒。乃就从兄刘咸焌受业,开始研究古文的格调并详细研究班固的《汉书》,随后又研读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于是更知道著述体例综合的原则。22岁时,写成《汉书知意》四卷。是书于昔人讥评班固之语,纠辨甚详,发明《汉书》的义例甚有创见,这是他史学评论的开始。后来,《太史公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三部书,都是照此书体例写成的。1916年后,任尚友书塾塾师。尚友书塾是刘成焌创办的,成立于1918年,前身为明德书塾,地址在纯化街延庆寺内,是解放前成都最有名的书塾。当时,刘咸焌任塾长。教学课程和书塾章程则完全由刘咸炘制定,分幼学、少学两个班,学生数百人。又设有研究班,从少学中考取成绩优异者肄业。从开办到1932年先生逝世,此15年为蓬勃发展时期,有《尚友书塾学报》刊行,造就不少国学人材。
先生的读书方法可分为三个阶段。初作札记零条,15岁时读《文心雕龙》才大胆作札记,20岁前所读的书,都有札记。每阅一部书,即置一札记本,写心得于上,或者在书眉上用朱、墨笔加校语、评语、批语、识语,短的几个字,多的到数百字。他遗留的中西藏书有23000多册,现藏四川省图书馆。每册书中的书眉副页上都有批注。任尚友书塾塾师后,遍翻我国经、史、子、集四部的主要书籍,旁及欧美的译本,阅读勤奋,识见锐敏,综贯会通,写下精辟的论文,继乃会集成专书。如《中书》、《左书》、《内书》、《外书》、《右书》就是这样写成定编的。他曾说:“我现在的著作,还很粗率,将来尚需按学之系统,删繁就简,纳支入干,化数小种为大种”,不幸他早逝,这个志愿没有完成。他在30岁时,写了一篇《宥斋自述》,文中说:“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学文者,知之学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槐轩言道,实斋言器;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凡事物之理,无过同与异,知者,知此而已。先天与统同也,后天与类异也。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实斋不知先天,虽亦言统,止明类而已。又止详文史之本体,而略文史之所载,所载广矣,皆人事之异也。吾所究印在此。故槐轩言同,吾言异;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富本,吾言末而已。实斋名此曰‘史学’,吾则名之曰‘人事学’。其范围详于《一事论》中,而最重者为遗传、土风,时风,要之为气质与风俗而已。”这段文章叙述他的学术宗旨,简要明白。
先生治学,先从校雠目录学入手,着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说:“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实斋,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所谓校雠者,乃一学术方法之名称,以此二字代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而已。”他留心于史学的研究,扩充章实斋。“六经皆史”的论点,深入发挥。他说:“吾之学,其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学以明事理为目的,观事理必于史。所谓史,不仅指纪传、编年各史,经书亦包括在内。子之言理,亦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又说:“能知《尚书》、《春秋》、纪传三者嬗变之故,即可窥史迹之变化交互。必有变化交互之史,乃能文如其事,而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见至隐,原始察终。后世史家重朝政而轻民风,详实事而略大势,史识所以狭也。”他对地方志特别重视,认为地方志有自己的精神、体例,与国史不同。他说:“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国史纪注之上,更有撰述,撰述之上,更有贯通之识,为文之主而存于文外。自章先生出而撰述之道大明,贯通之识,亦有端绪,惟方法则粗有记注之法。章先生所撰,诚撰述矣,而贯通之识,仍未之见。”为了实践他的论点,于是写了一部《蜀诵》,用政事、土俗贯通立论,叙述四川地方史古今变迁的大势。他这种识见,比章实斋更进一步。
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别具卓识,推崇孔丘、孟轲,认为孔、孟的根源是老聃,老聃为孔子所师。他衡量诸子学说,用儒家的“用中”,道家的“观变”,评定诸子的纯正与驳杂。他说:“诸子之学有二类,一日人道,二日群理。人道论为人之本而究及宇宙,群理则止及治群之术而泛及政事。如道家、儒家皆主人道,而墨翟、商鞅则惟及群理。”
他喜欢评论文学,主张写文章要先有内容,然后讲求形式。他所处的时代在本世纪初到30年代,当时写古文的人,多承清来文士的习惯与风格,摹仿唐宋八家或者高谈汉、魏、南北朝八代的文体,写作文章,俗调庸腔,浅陋已甚,文字的用途日趋狭隘,于是他写了一篇《辞派图说》来批评这种风尚。文中说:“文集盛于东汉。东汉作者皆工词赋,承子政(刘向)之法而加枚(皋)、邹(阳)、东方(朔)、司马(相如)之辞采,施之诸文,乃成东汉之体。剪裁齐整,下开魏、晋,齐、梁,艺盛辞浓、文质彬彬。远祖荀(卿)、屈(原),近称子政,大家如班(固)、蔡(邕)、曹(植)、陆(机),所谓不分骈散之古文也。能择数家而熟玩之,即可俯视一切。然必先具子,史之识乃能探文辞之妙”。更值得提出的,就是他对白话文评价。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后,提倡写白话文,当时复古守旧的人,皆持反对意见。先生认为这些意见是错误的,于是写《白话文平议》来纠正。1924年先生还用白话文写著作,如短篇故事《瞽叟杀人》、《孟子齐宣王章说话》、宣讲本《该吃陈饭》、白话翻译《梦溪笔谈·杜五郎》等及其他白话文,集成一册,名《说好话》。可惜这些文章后来散失,没有刊行。
他论诗的主要著作有《诗系》7篇,叙例说:“钟氏《诗品》,根据《诗》、《骚》,扢扬文质。探源循《七略》之法,立统以三系(小雅、国风、楚辞)为归。观其力杜险俗,举鲍照为滥觞;高标极界,附阮籍于小雅,岂徒以评品片言取称隽永哉!宋世既疑其义驳,明人徒取其词工,会稽章实斋独称为有本之学,而不解其说,但付阙如。学士虽或征引,徒资谈助,无能识其旨归,得其条理,盖诗道之湮久矣!蒙窃不自揆,发明三系之说,立以为统,和合顾宁人、张翰风、王而农三家之说,穷源竟委,上起于汉,下断于唐,宋以后虽略,不无偏畸,但所标大旨,则仍相同。”可见他的主张,是强调诗要有内容,不专尚辞藻的。他又写了一本《诗初学》,序中说“诗以言志,唐以来之诗,十九皆非真诗,故诗不可轻作,诗以陶情,故诗不可不读;劳者有一歌,苟无以范其情,恐渐流于邪僻,故诗不可不学。不轻作乃可作。有蒙求问我下手之阶,则无以应也。前岁撰《诗系》成,于故纸中捡得大父手书曰:‘古诗甚多,难以尽读,将古诗十九首缓缓读完,复选白乐天等浅显古诗与读,便令其学作可也’。私幸主张宗风,不背先训,因复本此意,选录一目,以授初学”。这是他教初学入门的好办法,对青年是有用的。
他又善书法,15岁时就以方法教人,尤精篆书与隶书。他写了一本论书法的专著《弄翰馀渖》,提出“华夏艺术,书画并重,而书之变化尤多”。“书之多变诗文同,故其派别风势亦可以论诗文者论之”。慨叹“画学有史,而书学无史,画科盛行,而书科不盛”。主张写书法史。书中对包慎伯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叶鞠裳和翁潭溪的尊尚唐碑,皆提出纠正与补充意见。对大篆,小篆、分书,隶书,真书.草书、行书的发展变化,都有精辟的论述。并且对历代书法家如魏晋的钟繇、卫恒、王羲之,唐代的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柳公权,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明的赵孟頫董其昌、文衡山,清代的邓完白、何子贞、伊墨卿、包世臣、王文治、刘石庵等,以及近代的吴昌硕也有评论,不主张一家之言,详论各家的得失。提出“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风气,举全风气而论高下,则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风气中亦自有高下,高风气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风气中之高者。此风气与彼风气之高下,未易确定。若各风气中之高者,则可以普遍之价值定之,此论艺术者之所同也。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固无由比较高下。即同一诗也,必谓六朝诗胜唐、唐诗胜宋,亦巳非通确之论。即使通确,六朝亦自有恶诗,举六朝恶诗以加诸唐佳作之上,岂为通耶?论诗文者多蔽于是,论书亦然”。他这种见解,是很卓绝的。
先生著述很多,计已成书的共236部,475卷,总名《推十书》。已刻印的有十之七八,其余的手稿,有些散失了,有些现存于四川省图书馆。“推十”是先生书斋的名称。兹将《推十书》主要部分分述于下:
总絮纲旨的有《两纪》、《中书》。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异的有《内书》、《外书》, 《左书》知言,如《孟子章类》、《子疏》、《学变图赞》、《诵老私记》、《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微》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研究诸子学的著作;《右书》论世,如《太史公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学史散篇》、《繙史记》、《蜀诵》、《先河录》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的史学著作。关于校雠目录之学,则有《续校雠通义》、《目录学》、《校雠述林》、《校雠丛录》、《内楼检书记》、《旧书录》、《旧书别录》等,关于文学的著作,则有《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文学述林》、《文式》、《文说林》、《言学三举》、《子篇撰要》、《古文要删》,《文篇约品》、《简摩集》、《理文百一录》、《诗评综》、《诗本教》、《诗人表》、《一饱集》、《从吾集》、《风骨集》、《风骨续集》、《三秀集》、《三真集》、《长短言读》、《词学肄言》、《读曲录》等;书法专著有《弄翰馀渖》;论说治学门径的著作有《学略》、《浅书》、《书原》、《论学韵语》、《治记绪论》、《治史绪论》等。以上所列书籍,尤其是文学选集,多为排印、油印本,没有刻入《推十书》中。
先生著书,本着章实斋“言公”的宗旨,凡主张一个义理,前人已经说过的,必定把原文引在前面,不足之处就发挥引申或者加以补充。所以他的识见是精核宏通,出人意表,自抒心得,资深积厚。读他的书,如进入深山采矿,潜泳海底求珠,使人寻绎不尽。他曾向门徒说:“有人问我的学问是什么内容,我说可以附列在儒、道两家的后面。”又说t我不过是“骨董行中识货人”罢了。与他同时的国内有名学者,如浙江张孟劬,也是研究章实斋的,见到先生的著作后称赞说:“目光四射,如珠走盘,目成一家”。广西梁漱溟曾对人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读书处。”并把先生《内书·动与植》这篇文章转载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觉悟》中,作为附录。修水陈寅恪在抗日战争时期来成都华西大学讲学,到处搜访购买先生的著作,认为先生是四川最有识见的学者。盐亭蒙文通和先生私交最笃,随时过从,研究学问,曾经怂恿先生重修宋史。蒙在《四川方志序》中评论先生说:“其识已骏骏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邑。”江津吴芳吉对先生极为敬佩,书信往来,讨论文学诗歌,自称“半友生半私淑之弟”。华阳林思进曾在《刘豫波先生家传》中说:“独惜君从弟鉴泉年未四十,所著书数百卷,其于校雠考订之学,精核微至者,殆不可朽”。华阳李劫人挽先生的联语有“实斋著述有传人”之语。华阳庞石帚挽先生的诗说:“不分淡交得真概,知君恨晚十年游”。先生从兄刘咸荥挽联说:“半生心血百城书”。1924年先生编写《蜀诵》定稿后,送请四川省通志馆馆长宋芸子(育仁)先生阅读。宋先生看后,大为赞扬,即将稿本交通志馆全体人员传观,以此为楷模撰拟《四川通志》。解放后出版的史学及目录学著作引用先生的论点或书目很多,兹不一一列举。1982年日本学者曾到四川省图书馆查阅先生的著作。继后,西德的学者也托人到图书馆查询。由此可见,先生的学术已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刘咸炘先生对人谦和,无半点骄矜的气味;与人讨论学问。时,亦不宥于门户之见。
他一生研究学问,不喜仕途奔竞。北伐胜利后,吴佩孚失败逃至四川,企图东山再起,积极网罗人材。曾致函拟亲至先生家门造访候教。先生婉言推却,只约在草堂寺一晤。晤谈中,只谈学术问题,不涉政治。结果吴只赠送亲书对联一副,摺扇一柄,始终没有谈及政事。1930年,川督刘湘曾约先生出任二十四军军部秘书长,他亦婉言谢绝。可见先生的志趣是不同于流俗的。
先生自1926年到1932年逝世前,先后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这些学校的师生都敬佩他的学问。他讲课时,听讲的人很多,教室坐满了,门窗以外还围立几层人倾听。现在有昕过他讲课的人,还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的盛况呢!
先生教诲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叹惜人才难得。先生主讲尚友书塾时,有许多大学的学生要求到塾内听课,他特为这批人在星期天讲课,称为“塾外生”。学生中凡有成绩的,不论大小,他都要加以奖励。资质下等的,他更是尽心诱掖,耐心扶持,希望得到长进。在尚友书塾读书的学生,凡家境贫寒,无力就学者,都免缴学费,并供给伙食,不使废学。先生还曾为使学生能深造有成,筹集经费,就书塾设研究班,按季发助学金,以赡膏火。开办时,招考了12名学生,计划作为重修宋史的助手,并已经着手收集资料,组织班子,写了一些有关宋史的论文(收入《右书》中,最重要的是《重修宋史述意》),不幸他大业未成就去世了。
先生平时含默寡言,少与人争论,遇学术界知交,则清谈娓娓不绝于口。喜欢望月饮酒,每当月自风清的夜晚,购买干果酒脯在塾中和学生一边看月,一边讨论学问,上下古今,畅谈畅饮,直到深夜。
先生在1930年以前没有离开成都。到1931年至1932年,两年之中,始游青城,再游峨眉,并在1932年夏天,游剑门,登豆圌山,都有游记和诗歌。他喜爱剑门的雄险,用易经坤卦“直、方、大”为剑门关题词。先生游剑门时,受了暑热,回成都后就染了病,不到一个月,于1932年8月9日不幸咯血而逝,年仅36岁。葬双流苏码头蒋家店祖茔。亲友生徒,莫不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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