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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个人简介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明末清初,傅家出了一个傅以渐,1646年(顺治三年)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开国第一名状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以后,傅家举人、进士辈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县者更有多人。书香门第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

人物生平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
傅斯年陈列馆

傅斯年陈列馆

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
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
胡适与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胡适与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
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在台北病逝。

个人贡献

傅斯年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史语所的所长职务是一直担任到底的。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如: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 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说:“(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金石学家王懿荣看到这种甲骨片,认识它的价值,便多方购求,此后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贻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
这一来,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他们一面搜购,一面聚众私掘。外国“代表团”、“考古家”,也都进来高价购买甲骨。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
傅斯年对此听在耳里,看在眼里,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义、利己主义、风头主义一时俱来,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
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时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著作列表

其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青年的两件事业》,《晨报》,(7月3日,5日,1920年)
——《周东封与殷遗民》,《傅斯年全集》(以下简称《全集》),3:894—903页。
——《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档案》,II:945。
——《中国近三百年对外来文化之反应》,《傅斯年档案》,I:708。
——《发刊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1927年),3。
——《傅孟真先生集》,台北,1952年,5卷本。
——《傅斯年全集》,台北,1980年。
——《傅斯年选集》,台北,1967年,10卷本。
——《傅斯年学术论文集》,香港,1969年。
——《先秦文籍的演化》,“傅斯年档案”,I-433。
——《性命古训辨证》,《全集》,第二册,492--736页。
——《夷夏东西说》,《全集》,第三册,823-893页。
——《留英纪行》,《晨报》,(1920年8月6日、7日)。
——《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8月10日)。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观察》,2:1(1947年),6-9页。
——(孟真)《美感与人生》,《晨报》,(1920年7月7日、8日、9日、10日。)
——《欧游途中随感录》,与史语所的行政文件混在一起,没有序号。
——《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1:1(1919年),128—129页。
——《时代的曙光与危机》,王泛森与杜正胜合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1995年,34页。
——《宋子文的失败》,《世纪评论》,1:8,(1947年),5-7页。
——《大东小东说》,《全集》,第三册745-758页。
——《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古史辨》,北京和上海,1926-1941年,7卷本,第二卷288-301页。
——《东北史纲》,北京,1932年,此书由李济改写为英文。《历史上的东北:一个大纲》(北京,1932年)
——(孟真)《要留学英国的人最要先知道的事》,《晨报》,(1920年8月12日、13日、14日、15日)
——《禹贡九州释名》,“傅档”,II-637。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南京,1934年。
《傅斯年先生二、三事》,《傅故校长哀挽录》,台北,1951年,6—7页。
“傅斯年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个人轶事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藏有许多掘自不同地区的人头骨和人体上其他部分的骨骼,这些人头骨和骨骼也和图书一样陈列在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令史语所的人啼笑皆非。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体胖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决斗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背叛”师门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参政而不从政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拒不做官

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人物信摘

傅斯年在给王献唐信(1931/4/21)中谈及学术流变,对明代学人
傅斯年著作2

傅斯年著作2

有所肯定:“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珒,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然朱书一部分虽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书,实是伟大。朱氏《水经注笺》,亭林称之为有明一部书者,久而愈觉其可信。方之见解亦有其博大处。若非有此君,亭林西河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亭林尚不如此。百诗死于一物不知,实则百诗比其朱方诸人来见闻陋矣。)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否则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

人物评价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是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著作1

傅斯年著作1

。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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