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十四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武士、商人和海盗。抗日战争期间,我国人民亦用以称 日本侵略者。 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一》:“亦使浙直诸军士因之习於海战, 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明史·外国传三·日本》:“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郁达夫《游于山戚公祠》诗:“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五十:“这仙境中的主人已换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倭寇;那仙姿逸态又有什么用呢?”陈毅《哭叶军长希夷》诗:“东进杀倭寇,举世惊风雷。” 明朝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曾抗击倭寇。

倭寇含义

倭寇一般指13世纪16世纪期间,以
倭寇肆虐区 倭寇肆虐区
琉球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Sea Peoples)。
倭寇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的根据地在琉球(琉球属于琉球国,即古代琉球国),以及日本本土,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倭寇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

历史背景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海盗及走私者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八大王、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中国人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
戚继光驱逐倭寇 戚继光驱逐倭寇
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中国东南滨海地区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没增加,人地矛盾突出。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明朝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因为在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这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
全民多寇,问题烂在明朝自己上,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明朝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

倭寇由来

所谓“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倭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
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日本”这一称呼大约使用于公元7世纪后期,在16世纪倭酋丰臣秀吉的倭乱、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两国的人民都称呼日本军为“倭寇”。秦语中,寇与贼同意。
事实上,倭寇大多数都是中国渔民、海盗及走私者,除了上文提到的人们迫于生计入海为盗之外,还有一个证据,倭寇的首领,从汪直到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无不是中国人。人们将其称之为倭寇,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其根据地在琉球(临近日本),那么就被民众普遍认为倭寇来自日本;二是因为上文提到的,海盗要隐藏身份,地方官要逃避责任,来自日本(倭国)就变成了最好的借口。

事实

“倭寇”这个称呼没有任何问题。
汪直等倭寇头子为了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借着与日本交通,从日本大名手中获得了大量军事技能娴熟的中下级军官。以这些武士为骨干,在很短的时间内,是自己的武装力量达到了日本战国时期强势大名正规军级别。
这些混杂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武装走私力量,实际上是以日本战国时代军队的战术来作战的。因此后来中国军队在嘉靖倭乱时期总结出来的对倭战术,在万历年间被直接应用于朝鲜对日战场,连李朝也认为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战法。而丰臣秀吉时代侵略朝鲜的军队,全是所谓的“战国百战精锐”,并没有什么中国人。这也反证了汪直之后的倭寇,在战术上已经完全是一支日本战国时代的军队。
参与其中的中国人为躲避官府追究,做日本人的装束发型。这些人联合日本大名、武士,以日本为基地出发,使用日本的战术战法,洗劫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其残暴与早期倭寇并无不同。这些所谓中国人,在抢掠中国沿海,屠杀中国平民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中国人。
嘉靖倭乱时期的海寇集团,从其出发地点,战术战法乃至所作所为,明朝将其称之为倭寇并无错误,有些人纠结其中所谓中国人占多少,日本人占多少,因而不算倭寇。殊不知,中国讲究“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重视文化认同而非血统认同。因此与其说是“假倭”,倒不如说他们是“假中国人”,就如同法国的外籍兵团,即使外籍人士再多,也依旧要算法军。又如同那个先高喊“我是中国人,别开枪。”再趁机袭击志愿军的华裔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不管他汉语讲得再好,他也是个美国人。

前明倭寇

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至元十八年两次征讨日本,虽然失败,而日本政府也因此加强海防。
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政府管制力减弱而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著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明朝倭寇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
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前期

明成祖发动叛乱,夺取政权,迁都北京后,据说建文皇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与日本海贼合作。
1380年的倭寇 1380年的倭寇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未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海战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鱼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后来的发展上,明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胡宗宪与戚继光曾参与讨伐倭寇的军事行动

后期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三:
①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
②葡萄牙殖民者与日本藩侯以及中国沿海士绅集团的勾结
倭寇的盔甲 倭寇的盔甲
③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日本人)、叶明(日本人)、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后期倭寇

15世纪半至16世纪,其活动舞台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方面,成员以中国人为主。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但却施行海禁政策。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

影响

明与朝鲜都曾经对室町幕府要求取缔海盗行为。明甚至于与日本发展了勘合贸易。而高丽王朝的灭亡与李氏朝鲜以倭寇根据地名义进攻对马岛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倭寇的影响。倭寇头目王直据日本史料记载,把西洋火器(铳)带入了日本种子岛,并被快速仿制和普及至日本全土,使日本一度成为世界枪支保有量第一大国。

活动地区

倭寇的根据地包括日本的对马岛、壹岐、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与的沿海岛屿、台湾岛、海南岛。

知名人物

松浦隆信(道可)、许栋、汪直、李旦、颜思齐、曾一本、郑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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