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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概念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主要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

基本特征

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
与京派相对于的是 海派

京派作家

京派作家基本由三部分人组成:
一是20年代末语丝社分化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
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关系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
三是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的师生,包括一些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
其中主要的小说作家有废名、凌叔华、沈从文、林徽因、芦焚、萧乾、汪曾祺等。

艺术特色

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世界人物,都那么淳厚、真挚、热情、善良、守信用、 重情义,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那么慷慨好客,粗犷到带点野蛮却又透露出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还表现在他们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来写成人的世界。从林叔华的《弟弟》、《一件喜事》,林徽因的《吉安》、《文珍》,到萧乾的《篱下》、汪曾祺的《戴车匠》,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人类社会、人性完美的无限向往。
第二,京派小说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述中,形成了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这种乡土抒情小说,结构上以舒卷自如代替严谨拘束,情节上以故事的疏淡代替因果的坐实,它把小说的传统特征的一部分让位给诗和散文的因素,因而削减了小说的史诗力度,却增添了小说的抒情神韵。
第三,语言上,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既能吸收欧美文学语言的长处,又能吸收古典文学语言的营养,出色地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研究论文

论文题目

周泉根《观念与史实——“京派”之派的辨正与还原》
(海南师大 中文系,海口571158)
【文献标识】:
周泉根《观念与史实——“京派”之派的辨正与还原》[A],《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四期[J],2007年第四期。

作者简介

周泉根,男,汉,1977.1,江西临川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文献摘要

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文学现象。京派的能指和所指常常滑动不定,有的甚至否认京派的流派特征。现代学界也也远未能达成一致。观念的歧出,乃是因为不同的人从诸如审美的、阶级的、文化的等不同的视角看待京派的结果。“京派是否存在”、“以怎样形态存在”乃是一个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相矛盾的历史问题。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我们透过种种偏于一隅的视角,经过对民国相关文献的钩沉磨洗、检索阅读,对京派的原生形态作了一个勾勒,揭示、界定、描述了作为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京派史实。

文献内容

1.辨正歧出的“京派”观念
在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文学现象。人们对它究竟何时何地以何面目存在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在不同研究者和当事人那里,京派的能指和所指常常滑动不定,有的甚至否认京派的流派特征。现代学界也也远未能达成一致。许道明甚至把左翼精神盟主鲁迅也归为京派,他说:“对于鲁迅,从他的经历、教养、情感、趣味、作风中相当部分倒是同‘京派’连在一起的,说他曾是一个京派人,也不是没有根据的。”[1](p24)一般被认为京派标准成员的萧乾,在王嘉良看来不但不是“京派作家”,倒属于“人生派”作家。[2](p44)这种关于京派流派存在与否及其流派性质的认识分歧,其实是现代文学史中各家各派对京派各持己说的延伸。
首先,在京海论证的海派当事人中他们多否定京派存在的事实。如朱光潜事过境迁后回忆说:“京派大半是文艺界的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3]他自己是“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14]萧乾也说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研究,“本身就不很科学”。[4]沈从文则更严重的模糊了流派界线、取消了文学流派的应有之义,给人一种京派无派、京派没边的印象。而且他根本就没提“京派”一词,只提“京样”“北方文学者”等指代不确的词。[5](p93)其次,超然于京派海派之外者则和同京海为一家。曹聚仁曾利用沈从文《论海派》一文中所诠释的海派内涵,进行过一番京海“无以异”的论证,作后索性把两者等同起来模糊京派与海派的界线。[6]与曹聚仁之于京海两派一视同“不仁”的看法近似,鲁迅也给京海各赏五十板。他由北京上海两地的地域本质发挥开来,用近乎四六韵文的笔调,侃趣十足地将京派海派漫画成官商的帮手,且各事其主。[7](p655)第三,在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眼里的京派面目也阶级化了。譬如杨晦,本与京派也渊源颇深,曾在“五四”时纵火赵家楼、又是“沉钟”社的干将,但后来熟练地操起了阶级分析法,在1947《文汇报?新文艺》将“京派”“海派”利索地等量代换为“农民派”“人民派”。从解放战争到文革结束,随着共产党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左翼的这种思维得以迅速蔓延、强化。如在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中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和邵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反动》等文章,他们都把本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阶级分析法简单僵化为“不革命即反革命”的思维逻辑,视京派为反动派,严重歪曲了京派的派性及其本质。这种观点曾并长期左右着人们的认识。
然而他们的言论各有立场,于客观的史实而言,都相当主观,甚至别有深曲用心。明达如朱光潜后半生也难免受主观之蔽,春秋笔法娴熟于心。他所说的“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号中一“博”字,委婉地暗示“京派”不过是被虚构出来的。其所用“占据”“纠集”“阵地”等战争术语的移用,则透露出其在被批斗后所认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许道明曾就此评议说:“将海派直接指陈或甘于对号入座为左翼作家,算得上最为陈陈相因的怪论,它们严重混淆了视听。连晚年朱光潜为了保证某种安全感,为了表示某种思想上的转变,在他的自传中也不惜延用这种说法”。[1](p21)沈从文切入京海论争,是基于其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底蕴之上审美本质角度的立场。 而像杨晦、郭沫若、冯乃超、邵荃麟及晚年朱光潜等则是从阶级本质的认识基点出发形成了自己的京派观念。在诸多歧出的见解中,最深刻的还得算是鲁迅、曹聚仁。鲁迅在1934年1月30日连写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两篇名文。鲁迅那看似诙谐超然的文章也最让沈从文生气。沈在《关于海派》一文中不无痛惜地指摘鲁迅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5](p93)从文章表面看,确如沈所言的不过是随意兴感而已,但实质却透露出沈鲁之间更深隐的不和谐的底色。 鲁迅乃是一贯用包涵很浓的阶级眼光但比阶级眼光深广的文化眼光去批判中国文化中所充溢着的惰性、迂阔、无聊及贵族气,尤其是集中代表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他也正是以这种文化批判的犀利眼光,看到了京海两派在深层的文化层面上的一致,并揭示了他们“帮”与“有闲”的共同本质。
从上文我们清楚的看出京派观念的歧出,乃是因为不同的人从诸如审美的、阶级的、文化的等不同的视角看待京派的结果。“京派是否存在”、“以怎样形态存在”乃是一个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相矛盾的历史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虽被多人片面提及却从没没彻底清理,尤其是正面指认京派之派这个文化群落的原生态到底是什么,过去多专注争论本身或作家、作品及其文学理论的个案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透过种种偏于一隅的视角,在历史的迷雾中揭示、界定、描述作为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京派史实。
从一种文艺观发展成一种文艺思潮,需要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二个十年中,从散落、孕育于一些文化团体或个人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汇合渐涨成一股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过程,恰是京派的形成过程。1928年北伐结束,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格局迥异于“五四”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在东北易帜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发生分化重组,期间的各种文学社团流派也相应的发生了流变整合,形成了几个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新的文学流派。“京派”就是在这次分化重组中形成的。
1928年前,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流派主要有:新青年、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语丝社、鸳蝴派、甲寅派学衡派、湖畔社、浅草社沉钟社未名社、莽原社、狂飙社等。1928年后有的虽继续存在,然或任其式微,或头面全改,大多数则在抉择与汇流后彼此形成了以左翼文学为主潮,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商业化世俗化程度高的通俗文学和以追求新技巧新感觉的现代派等共生互斥的新的紧张格局。北京在政治中心南移后更名北平,成为一个文化城,有着国立九校、部立五校、著名私立五校、公立和教会大学两校共计20多所,是一个学术研究、文化输布的中心。而上海则由于其码头城的性质及多租界的原因,成为商贾云集、西风浸染及革命蕴酿的多元混杂的场所。自由主义文学活动正是活跃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城市,而其他的主要在上海。自由主义文人则主要是由滞留北平、天津、青岛的一些文学研究会(如朱自清、赵景深)、语丝社(如周作人俞平伯)、现代评论派与新月社(如,梁实秋、沈从文)等部分成员组成。他们多供职于大学校园及一些文化机构,以理性的精神、自由的原则及古典的趣味对抗着他们不以为然的政治化了的左翼文学、御用的国民党党办文学、商业化了的通俗文学和充满怪力乱神的现代派。
鲁迅在1929年7月《致章廷谦(川岛)的信》中曾表达了他对这次重组的敏感:“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易家钺之流云。”[8](p196)沈从文则以极力称誉的语气描述过当时的情形。他说:“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气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9]也由此可见重组后形成的京派,其流派特征非常明显。在后来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吴小如对重组形成的京派这一文学群落划了界,他说:“其实所谓‘京派’,其内涵与外延都很含糊笼统,大抵指以北平为中心的作家群。从时间上看,似指大革命失败的一九二七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包括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10](p2)这是比较符合京派形成发展的历史事实。
2.钩沉锈蚀的“京派”史实
然概念上的确立却不等于现象的识辨,这个历史事实的原生风貌并不好指认。为此,我们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定义开始。“流派”与“思潮”,析而言之是有区别的。但文学观念、文学思想能成为一时的风气潮流,必相应伴生有具有整一性的文学运动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催生出一定的文学流派。所以,我们概而言之的话,则不必再细分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那么文学流派是什么呢?一般说来,文学流派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文艺理论家或作家在相同或相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美学观指导下而形成的具有整一性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其反映于具体的文学史实上,则表现为与其文学观念相应的文学作品、文学社团、报纸副刊、同人杂志、文艺沙龙、茶座、诗会及同道之间互作书序、异类之间相互攻伐,更有甚者,为了巩固其成果、广布其影响,还举行各种文艺评奖、策划丛书出版等。

主要刊物

京派的主要刊物有以下数种:

《骆驼草》周刊

1930年5月至1930年11月。实际由周作人主编。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至、徐玉诺、程鹤西等,是《语丝》的继续,但减退了战斗锋芒而趋于“冲淡”和“闲适”。《发刊辞》表明态度宗旨:“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

《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3年9月杨振声、沈从文吴宓的手主编之。1935年9月始由沈从文、萧乾主编。1936年《大公报》亦在
大公报·文艺副刊

大公报·文艺副刊

上海出刊,由萧乾一人负主编之职。但即使是在上海,在上面发表文章亦多为北方作家。常供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废名、凌叔华、何其芳、李广田、俪尼、陆蠡、蹇先艾、靳以、冰心、老舍、张天翼、沈从文、杨振声、萧乾、芦焚、陈梦家、林庚、冯至、卞之琳、朱光潜、李健吾等。1938年8月停刊。

《文学季刊》

1934年1月至1935年12月。主编郑振铎、章靳以,冰心、朱自清、沉樱、吴晗、李长之、林庚等人参编。办刊宗旨可概括为:整理旧的,创作新的,评析国内创作,译介世界文学,“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发刊辞》)该刊是30年代中期最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十六开大厚本,与上海的《文学》、《现代》齐名,该刊作者阵营庞大,创作、理论、译介都极为宏富。在该刊发表小说的有吴组湘、老舍、巴金、张天翼、叶紫、靳以、冰心、蹇先艾、凌叔华、芦焚、杜衡、万迪鹤、王任叔、鲁彦、荒煤、欧阳山、蒋牧良、陈白尘、艾芜、吴奚如、周文、萧军、姚雪垠等;发表散文的有何其芳、丽尼、李广田、丰子恺、沈从文等;发表新诗的有卞之琳、孙毓棠、臧克家、废名、林庚,此外还有曹禺的剧作,李健吾、朱自清、王淑明的书评,朱光潜的美学译介,李长之的古典文学批评,郑振铎、吴晗的旧文学整理等。?

《水星》文学月刊

1934年10月至1935年6月。它实际上是《文学季刊》的一个“副刊”,因为有“同一个菜源,只需一副炉灶,一副人手”,[11](p442)但比《文学季刊》更为偏重京派作家。撰稿人主要有周作人、李健吾、废名、蹇先艾、沈从文、巴金、郑振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芦焚等,风格淡泊致远。?
《学文》月刊。1934年6月创办。清华的叶公超主编,闻一多、余上沅参编,虽只出四期,但水准很高。李健吾、季羡林闻家驷、何其芳等都撰文于此。叶公超的《从印象到评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皆发表于此。?

《文学评论》

1934年8月创刊,只出二期,由杨丙辰李长之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郑振铎、李长之、杨丙辰、季羡林孙荃等。杂志目标是:“从文艺创作之根本原理原则,建设文艺美学,以文艺美学的应用,而致力于文艺批评,又以文艺批评的应用,贡献于文艺教育。”杂志的立场是:“第一我们愿意是健康的;儿嬉是我们所不屑,胡闹是我们所不肯,消闲是我们所不忍,所以第二,我们愿意是严肃的;尽管有的刊物是为的‘党’,为的‘派’,为的‘帮’,但我们认为文学是人类的,所以,第三,我们愿意是公正的。”

《文学杂志》月刊

1937年5月创刊,同年8月停刊,1947年6月复刊,至1948年终刊。由出道不久的朱光潜主编,旨在“振作京派”。八人编委中还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胡适常风也出力甚多。本刊坚持“纯正文艺”取“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原则,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朱光潜在创刊号上所发的《我对本刊的希望》几乎包涵了京派文学观念的全部主要的观点:阐述了京派文艺观中关于文艺与时代、与人生、与政治、与商业的关系,提出建设纯正文学的使命和纠正不良文风的责任。刊物前期的主要撰稿者有卞之琳、沈从文、老舍、李健吾、林徽因、周作人、废名、梁宗岱、萧乾、何其芳、朱自清、林庚、曹葆华、冯至、蹇先艾俞平伯、孙毓棠、凌叔华等。
另外,1948年全年的天津《民国日报》副刊“文艺”旨在“以最庄重最热忱的态度引导中国文艺界”,也算是一份京派刊物。

京派小说

简介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主要作品

沈从文:《边城》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可以说,沈从文不仅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腊小庙”,而且,在这座小庙里还供奉着他的文学理想。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
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也许,沈从文正是在这不经意间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
废名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小说家。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的风格,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属乡土文学。废名的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更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是30年代颇具影响的京派作家。他的小说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废名风”,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
废名是个名气很大的作家,但读他作品的人却不多,因为他的文章曾被人们认为是第一的难懂,只有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知音。他写的都是大部分人摸不着头脑的丈二散文,这又使一小部分人越发地想站到板凳上去摸它。废名承认他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废名风”,对其后的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在40年代的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子。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所作的画,也是他小说中描绘的意境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京派聚会

读诗会

比较有影响的京派聚会是经常在北京安门里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举办的“读诗会”。朱光潜1933年与梁宗岱合住一园子,亲自组织发起该“读诗会”,每月一至两次,参加的人当中,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此外还有冰心、凌叔华、林徽因、周煦良、萧乾、沉樱、杨刚、陈世骥、沈从文、张兆和等。他们在一块论诗、读诗,并直接促成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出版,对浓郁京派氛围、培养京派文风起了重要作用。?

其他

其他的还有如,在北平东总布胡同梁思成家里由林徽因组织的“客厅沙龙”、在八道湾周作人的“苦雨斋”以《骆驼草》撰稿者为主的“骆驼同人”聚会、还有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由萧乾主持的每月一次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约稿会等。

作品文集

京派的文学创作、评论的作品文集主要有: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的《背影》、俞平伯的《杂拌儿》、蹇先艾的《城下集》;北新书局出版的周作人的《苦茶随笔》、朱自清的《剪拂集》;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李广田的《画廊集》、萧乾的《篱下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何其芳的《画梦录》、丽尼的《鹰之歌》。此外还有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桥》、芦焚的《江湖集》《里门拾记》、刘西渭的《咀华集》、朱光潜《谈美?谈文学》、艾芜的《南行记》、曹禺的《日出》等等。

其他表征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存在其他表征,如文学评奖、作品选辑、同道间互作书序、异类间相互论争,京派也大量的存在着。1936年林徽因编辑出版了《〈大公报文艺选刊〉小说选》。1936年9月身在上海的萧乾组织了《大公报》文学奖评选活动。这是一次比较纯粹京派文学活动,充分体现了京派的文学主张。据萧回忆说,因怕左联作家不屑,所以只邀请了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沈从文、林徽因和武汉的凌叔华作评委,他们大多数是京派的骨干。[12](p86)最后在1937年5月评出结果,芦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获奖。

京派论争

就文坛论争,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除京海论争外,还有因沈从文1935年8月在《谈谈上海刊物》一文中批评文坛不能只剩下一些“精致的对骂”而卷入的“文人相轻”论争。鲁迅再次出手,七论《文人相轻》,肯定了在斗争年代里讽骂的合理性。他说:“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近于‘理’”,“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13](p828)可以说京派不识时务的温柔敦厚、冲和淡雅,因此大为受挫。再就是“反差不多”论争。这次也是由沈从文因疾愤文坛风气而挑起的又一次文坛聚讼。他在《作家间需要一个新运动》一文中把当时文坛出现的题材方法“差不多”现象归结为作家们“记着时代,忘了艺术”,从而引起时代感极强的左翼作家的强烈反弹。为此《大公报?文艺》副刊竟于1937年2月21日发表了“讨论差不多运动”专刊,后来朱光潜与茅盾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卷入。但此时大概由于鲁翁既逝,论争大都缺乏深度,场面亦不复京海对垒时混乱,京派左翼直接二元对立。其深刻的矛盾也终于在解放战争时期文艺界爆发的“第三种力量”的论争中全面展开,左翼以其强大的历史理性所支撑的自信,对京派作了充满政治火药味的阶级定性与革命批判(本文第一部分已作引述)。以1947年6月《文艺杂志》副刊为阵地,这次论争乃是京派的最后一次挣扎,一线孤悬,竟如缕斯绝,终成遗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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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光潜.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A].花城(第5期)[J].1980.
Topic: Idea and Historical Fact:Discrimination and Revivification On Peking School
Quangen Zhou Haikou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China)
Abstract:In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Peking School is too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o clarify. The reason lies in that they criticized Peking School from different angles such as esthetic、classical and cultural. Through penetrating and clarifying all kinds of original data, we revealed,bound ,characterized and described historical fact of Peking School.
Key Words: Peking School;Idea;Historical Fact;Literature Genre;Cultur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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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根《礼失而求诸野——论“京派”文学创作的人性寻租》[A],《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C],200601。
面对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让渡迁移、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点滴侵蚀及西风东渐所引发的“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矛盾,“京派”诸贤“礼失而求诸野”地在乡土社会中寻找寄托美好人性的小屋,并形成了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背景上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寻租模式的挽歌式创作。乡土社会既孕育了“京派”作家们自己生命中农耕文化情致,又承载了农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既原型意义地构成作家的深层心理背景,又为其作品提供了土壤意义的意象体系和文化内涵。较之于革命派、人生派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浓重的理想色彩和挽歌情调,凸现该文化群落、文学流派的派性性征。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方生未死、玄黄待定的过渡转型期社会。梁启超在其《过渡时代论》一文中曾详瞻论述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之过渡时代也。”[1](p5)这次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根本性重塑。从动态指向上看,中国过渡时代的特征为从古典农耕社会范型向现代工业社会范型转变;从静态的社会性质上看,中国过渡时代的特征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现代化发生类型上看,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源于西方的刺激和示范作用,属于后发外生型的日德模式,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的英法模式。这次深刻转型带来的直接社会现实,便是“政治的权威与权力危机,社会的认同与整合危机,文化道德的失范与脱序危机数症并发,使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2](p8)
而与社会外在秩序的混乱互为因果的是社会内在价值的紧张。在那段纲纪崩摧、规矩淆乱的历史中,笼罩在战争心理阴影里的社会到处弥漫着斗争文化的理念,杂说纷呈、异质共生。价值紧张就是内涵于诸种杂说异质之中,具体体现在认同不同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潮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哲学上有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对立、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政治上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三角关系;文化上形成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足鼎立;宗教上有佛(以及建立儒教的尝试)与基督教的抗衡。”[3](p13)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潮,彼此杂糅纽结,又形成了三对难以兼融调和的转型期社会出路的二难选项。它们是:一是进行反封建的现代性个体意识的文化启蒙呢,还是进行反帝国的民族性集体生存的政治救亡;二是在现有秩序里进行逐个形而下的问题的渐进改良呢,还是在某种形而上的主义的动员组织下,作出某种邈远的终极理想的承诺,进行毁弃现有秩序的暴力革命;三是用人文理性勾起的充满忧伤怀古的挽歌情怀去进行保守的文化续弦呢,还是用历史理性所强力支撑出的自信来进行激进的新旧置换。可以说,启蒙与救亡、改良与革命、保守与激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构成的历史环境,是现代文学最基本的发生及生存环境,也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京派”文学最宽厚的历史天幕。?
“文变染乎世情,而废兴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京派”文学运动也是随着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起落沉浮而发生、展开或休止。整个“京派”文学活动的展开过程正是被置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图景之上的。这也意味着“京派”文学运动的开展同时还必然伴随着一个工业文明对农耕社会、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点滴侵蚀的过程。“京派”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创作形态及文学观念形态正是对这样的外部环境在文学上所做出的应答。从社会学、文化学等的角度审视“京派”文学创作,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京派文学家“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中对不与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挽歌式寻租的创作模式。
打开“京派”文学的作品世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冯文炳的鄂东故里,从汪曾祺的苏北乡镇到芦焚的豫东“果园城”,还有萧乾的皇城根下的城郊世界,作者们无一不以乡村为背景构造自己的艺术天地。而且从“边城”、“桃园”、“竹林”、“凌荡”的故事里,我们又无一不能读出作者们对质朴、和谐的人情人性美、山水风光美的赞咏。比较一下以鲁迅的“鲁镇世界”为榜样、为核心的“人生派”、“革命派”的乡土文学,如彭家煌的“湘人活鬼”、王鲁彦的“浙地冥婚”、萧红的“呼兰河畔”、萧军的“八月乡村”及叶紫、茅盾、叶圣陶笔下丰收成灾的农村社会,他们都是致力于揭露丑陋、野蛮、愚昧的封建农村和小农经济破产后萌生阶级斗争意识的农村。我们不妨借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作感性的比较:前者象是在对“少年闰土”身上所表现出的勇敢天真人性的赞美,而后者则象是在揭示“中年闰土”的麻木不仁和冥顽奴性。?
针对唯美的乡土派与批判的乡土派分畛异域的问题,我们不妨参考一下胡适的观点。胡适在其名文《易卜生主义》一文开篇借易卜生一生最后之作《我们死人再生时》中的一段话,区分了两种小说形态:即,“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似的理想派文学和“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似的写实派文学。[4](p44)如果我们借用他的分类法,对“京派”的乡土文学与“人生派”、“革命派”的乡土文学做一下理性的区分,那么前者就是乡土文学中的“理想派”,后者则是乡土文学中的“写实派”。理想是人对完美的一种期望。按照理想形式进行创作时,作者往往是依“应该如此”的建设性的思维,虚构出一些“不知有秦、无论魏晋”的桃花园之类的世界,从而赞美不与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沈从文就曾坦言,他写小说是“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5](p242)他还说,他“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5](p245)然而现实往往是残缺的,尤其是社会转型期,它几乎总以罪恶的形式否定着人们的理想。所以按照现实形式进行创作时,作者往往依“不该这样”的批判性思维,赤裸裸的揭示民族精神创伤、暴露社会千形万象的丑恶,从而批判、反抗扭曲变态的社会现实。
比照历史现实叙事,“京派”那种人文理想叙事则染上有极为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常用散文化的手法所写出的牧歌也因“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强烈反差而变成一曲曲怀旧挽歌。所以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 [6](p100)可谓“京派”性状的现身说法。而两者的截然的分畛异域乃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的原因。
古典社会形态的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转型期间,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的解构和重建,总体表现为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让渡迁移。这种让渡迁移是京派所遭遇到的最根本的现实之变。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类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日德模式。这种模式造成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柯文先生(Pall.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分层现象。书中认为中国社会分三层:即,一、受西方直接冲击、已发展出了现代工商业、以通商口岸为代表的外层带;二、非直接西方冲击,但历经了近代多次政治文化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等),以各大省城为代表的中层带;三、基本上没受西方影响,保持自己亘古未变的外部标志与内部象征(如,宗法关系、风俗习惯、底层骚乱、匪患不绝等),以内地乡村为主的内层带。[7](p40-62)这种带状层次随着工业文明的一点一点入侵而呈现出由外向内的推进压缩趋势。从沈从文先生前后所构造的文本——“《边城》→《湘行散记》→《长河》”的顺序中,我们也可清楚的看到这样一个推进过程。而且也恰恰是因工业文明侵蚀农耕社会所导致的农村本有的古朴风俗、纯良人性的丧失,促使了“京派”文学家们用散文、小说等艺术形式表达他们无尽的伤情和怀念(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深入阐述)。结果是:内地乡村的一切风物人事都成为他们所宝爱的文明的象征。
而与此相反,外中层带中的现代或准现代都市则成为他们想象中的“恶之华”。霓虹灯、夜总会、狐步舞、爵士乐、汽车、飞机、酒吧、报纸、电影、摩天大楼、百货商店、股票交易所等等人类“欲望结构”无一不成为“京派”作家以倍增其丑的手法渲染或漫画在他们的文本中的嘲讽对象。这种借城市之丑来反衬农村之美的创作手法和本质先于存在的嘲讽否定城市的创作心理,使他们对城市本真面目的认识产生一种幽闭效应。他们因此不仅没能象刘呐鸥穆时英等现代派作家那样体会都市文明自身的本末精粗、奸媸美丑,还对光怪陆离的现代派作品产生一种“子不语怪力乱神”似地排他情绪,看似清高实则隔阂。当然也更别指望他们认同或实践诸如“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 [8]之类的文学观念了。
“京派”作家大都依托农村的风俗生活、自然景物作怀旧挽歌背景。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这种城乡对立的观念其实存在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原因。它外在表现为舍城市取乡村、避现实矛盾就理想世界,在文本的整体风貌上呈现出与现代派相对立与“人生派”、“革命派”相分野的状态。而其内在的原因却是基于“京派”对乡土中国的全部情谊的文化怀恋。这种怀恋集中体现在对健康人性的呼唤。正如沈从文所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5](p242)他们所寻找的“供奉人性”的小庙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的乡土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邦无道则隐”的守护心性的后退路线。他们在进不能兼济天下时,或退于道,或逃于禅,都视山林田园为人的现世的最终家园。这种行止路线、取舍标准发生在文化层面的守护时,则体现为“礼失求诸野”的思维习惯。“京派”作家们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在乡土之野进行他们的精神寻租活动。他们在庙堂颓圯、都市堕落之后,便到生活于乡土中国的无名人物身上去发现、挖掘健康质朴的人性。象林徽因笔下的挑夫、杨振声眼中的渔夫,生存于废名《凌荡》中的哑巴,以及沈从文的湘西人物群、凌叔华的“小哥儿俩”、萧乾《篱下》《矮檐》系列中坚忍的“妈妈”形象等,无一不葆有着自然健康的人性,且这种人性又能以优美的形式展开,作者对他们也都注入了“不可言说的温爱”。[5]
这种“礼失求诸野”的人性寻租活动之所以发生并合法,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乡土里确实生长、培育、承载着坚韧质朴、和谐光辉的人性。在工业文明未侵入之前,即在中国地域分层之前,这块“乡土”包括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整个中国。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用的“乡土本色”一概念几乎涵盖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古典形态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内的生活(如,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等),可以说是古典中国社会的最大共相。西方社会,正如辜鸿铭先生所言“其礼教则以凶德为正” [10](p17),他们从“性本恶”的角度出发,相信人有原罪,并因此历史的形成了一整套法理、法制。而在“乡土中国”,人们从“性本善”的角度出发,相信“人人皆可为舜尧”,并因此历史的形成了一整套礼俗、礼制。前者善用刑名之术、讲究立法契约,而后者则主张修齐治平,重礼治教化。乡土中国就是靠着充满性善温情的“礼”,而不是冷漠无情的“法”,维系着整个社会。并且这种“礼”还逐渐积淀成为一种民族心理。所以当政治意识形态化后的“礼”成为名繁实寡的“教”时,千百年被性善观念濡养的下层人民却从良知直觉出发,反而完整的隐存了“礼”之原始的亲善形态。如,仁爱、克己、忠厚、笃实、通达、平和、诚正、守信等。冯友兰先生说:“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一种人生态度和由此而生的生活方式。” [11](p119)杜亚泉先生则在1916年10月的《东方杂志》上所刊的《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一文中具体的揭示了工业文化和农耕文化所代表的不同生活形态。他说:“‘动’是都市文明,虽生活丰裕却身心忙碌,这与‘静’的乡村文明之生活贫穷而身心安闲适成反比。”可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渡转型期,“乡土中国”的子民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随着农耕文化的衰落也一天天的改变。于是,正如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时所说的那样,“凡是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12](p497) “京派”作家们正是为农耕文化所化之人,他们目睹着这种文化的一天天失落,虽深感痛苦,却也只能无奈的化斯痛为文章,以此去传达、赞美、挽叹那些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曾经恒稳而美好的因素,去向往、追求、建设那些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既孕育了“京派”作家们自己生命中的农耕文化情致,又承载了农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它既构成作家的深层心理背景,具有着原型的意味,又提供了他们作品的意象体系和文化内涵,发挥了土壤的作用。面对“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矛盾,他们“礼失而求诸野”地在本就葆有的乡土社会中寻找寄托美好人性的小屋。较之于革命派人生派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浓重的理想色彩和挽歌情调,凸现该文化群落、文学流派的派性性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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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Seeking integrity among Common People after the Corruption of Courtesy in Officialdom:On the Rent Seeking of Humanity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Jinpai
Abstract:When confron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stanc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drastically changing reality which is brought forth by the transference of China from the feud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gradual erosion of Chinese culture by western culture, Jinpai writers turn to seek sustenance in common people and look for a cozy cottage for the shelter of humanity. As a result, they begin their elegiac literary creation in which they are seeking for the rent of the constancy and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rooted in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feudal society as its social background. Feudal society not only conceives the feudal temperament in the lives of Jinpai writers, but also carries all the good element of the humanity in feudal culture; not only forms deep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nse of archetype, but also provides fertile soil for the image system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ir works.
Key word:Jingpai;Industrial Civilization;Feudal Society;Humanity;Pattern of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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