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史学家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钱穆先生曾改引此句，作“
国家不幸哲人幸”，认为此句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哲人的处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汉唐盛世，人文学术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学方面，而衰乱之世，哲学的成就会更加突出。无论是“古史剧变之会”的先秦，还是“适逢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世，大抵如此。钱穆先生作如是评，是说得通的。 说到“中国哲学”，这个词总是使人疑惑，中国真的有所谓“爱智之学”吗？换言之，中国古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人们，他们难道属于那种以闲暇为前提，爱好自然奥秘,追求知识，以知识本身为惟一目的的“哲学家”吗？“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百年前现代学者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树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学术建树，对于我们沟通中西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产生出新的问题：以“哲学”的眼光，是读懂、理解以及欣赏中国哲人创作的最恰当方式吗？当我们说“中国有哲学”时，哲学在此究竟何指呢？也许，我们尚可把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后果的“哲学”一词，用来指称人类思想在“轴心时代”从宗教母体中“突破”出来的思想形态。我们在泛指以古希腊、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文化后果的意义上，把“哲学”当做一个共名来使用。然而当我们按照一些西方哲学史家所强调的，把“哲学”当做古希腊独特的突破成果时，把中国思想称为“哲学”很可能并不是理解中国文化突破成果，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特质的恰当方式。
使命
中国古代哲人，脱胎于巫史。经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几个历史具体事件，天命神学的信仰体系逐步动摇，直至崩溃。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叔兴论“阴阳”“吉凶”，伯阳父论“地震”，史伯论“和同”，史墨论“陪贰”，都是周天子或诸候国君的史官、大夫们解释自然或社会现象。在这里，旧式的巫史一变而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给出宗教神学解释的巫史们，却抛弃了依赖卜筮的专业手段，不再诉诸鬼神天帝，而是试图用理性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宣告了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国哲学－思想这一崭新文化样式的诞生。由于他们身为巫史的独特身份，他们虽有闲暇，但却不是追求纯粹知识的“爱智者”，他们也解释自然现象，但关心的重心却总在于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事”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系统，以解决在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思维世界中无法可依的彷徨。
中国哲人出现的具体历史机缘，既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国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入世品格；中国哲学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事，使得中国哲人总是饱含忧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易传》作者对前人哲理作品中巫史性格的会心体认。另一方面，古代的中国人又富于理论思维传统，他们虽然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伦日用，但他们总是寻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学术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觉使命。
历史发展
先秦时代，礼崩乐坏，诸候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汉志》所录竟达189家，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高峰。汉代学者以“九流十家”来概括总结先秦诸子学术。（九流十家具体指墨家、儒家 、道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九流则是将小说家除去，因为十家中，小说家最不重要）东汉末年，“苍天已死”，名教衰落，社会动荡，人心思治。其时哲人，以玄谈的方式，来为名教
给出新的论证，探讨儒、道的内在相关性以及本末地位，从而引发了名教与自然、本末有无、言意之辨等多个重要学术辩题，哲人们的理论创造空前活跃。
唐宋之际，民族杂糅，价值混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尖锐。韩愈、李翱发其先声，“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响应继起。宋代的理学家们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出佛入老，尔后返之六经，融会三教，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