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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释义

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来源及背景

陈独秀于1915年6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楼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
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出版。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苦苦的沉思、求索,所获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这是他办杂志的原因。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将杂志名称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他“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6项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6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所谓民主,它的对立面便是封建专制,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秋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发动了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主将是陈独秀,急先锋便是留美学生胡适。
胡适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仑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博士学位。
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来往,便成了好朋友。
陈独秀同胡适建立联系,是通过老朋友汪孟邹的帮助。汪与胡是同乡,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月13日,汪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比他大12岁的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胡适认为,国语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则是一种活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文学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国人为大能事。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课余之暇,为《新青年》多译那些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这封信中提出了文学改革的8条意见。陈独秀虽然表示赞同,但觉得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不够坚决。因此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新青年》。
胡适接信后,对8条意见略加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从此便成为全国文学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个偶尔的机会,去年11月26日,陈独秀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同汪孟邹同车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馆。他在琉璃厂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学主唐诗的教授沈尹默,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书法,终于成为一代书法泰斗,由此两人得以相识。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入北大任职。
蔡元培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1905年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他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在又看到陈独秀主编的10余本《新青年》,决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为300元,允许他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
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来看他,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而陈只是个秀才,蔡礼贤下士风度诚然令人敬佩。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当他看到蔡是那样的诚恳待他,又答应把《新青年》搬到北大办,便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北京。
陈独秀在携眷去北京之前,对原岳王会友人岳相如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宣布“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对于这些攻击,态度鲜明,驳斥有力。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章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
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陈独秀就职后,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同年7月,胡适毕业回国,陈独秀立即推荐他到北大任教,经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
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
李大钊在1916年5月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里,策划新文化运动。8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的邀请,前往北京主编《晨钟报》。汤化龙原是李大钊的校长,又资助他东渡留学,但汤与袁世凯勾结,支持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为世人所不耻,后来才转变了态度,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钊接到汤化龙邀请他去京创办报纸之时,不愿从命,经同学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出任主编之职。
《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经过紧张筹备,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公开申明《晨钟报》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号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晨钟报》刚刚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汤化龙对此不满,说李大钊把《晨钟报》办成了一份过激党人的报纸,要求李大钊改弦更张。
李大钊不肯违背信仰,决定辞职,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辞职声明,便扬长而去。从此之后,他被《宪法公言》聘为撰稿人,继续著文,抨击黑暗的时弊。
1917年元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钊寓所,请他出任编辑。李大钊且喜且忧,喜的是他又有了一个阵地,很想立即去供职;忧的是老友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使他犹豫不决。于是他便问章士钊:
“行严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击腐败的时政?向甚嚣尘上的孔家店投枪?”
章士钊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复辟,我赞成;对于政府的黑暗之处,阁僚们的私下争斗,我也是深恶痛绝。”
经过一番交谈,李大钊终于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马上任!”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章士钊怕李大钊激进的文章惹麻烦,建议他改写国际问题的论文。李大钊便写国际述评,向读者介绍俄国革命,并指出:“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中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的文章,暗示中国先进分子向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学习。
北洋政府要缉拿宣传革命的李大钊,章士钊立即掩护李大钊逃离北京。
李大钊仓皇出京,南来上海,寄住友人家中。旧地重游,万端思绪一齐涌上心头,便作诗一首:
英雄淘尽大江流,
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
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别江山无语句,
只应共泛五湖舟。
李大钊在上海继续研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1917年底,李大钊接到章士钊的来信。章士钊已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逻辑学教授。他约李大钊北上,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声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可。李大钊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钊在北大即任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坚决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他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请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夏元瑮作理科学长。胡适、李大钊、李四光、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陈独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1年。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
陈独秀上任后,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于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
陈独秀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4件大事:
1.扩充文科,增设德、法、俄语新系,并在哲学、中文、英文系设立研究所。
2.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
(3)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是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
4.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为了约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进德会,作甲种会员。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3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议员2戒;丙种会员除以上5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3戒。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较随便,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当时虽不足为奇,但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加入进德会后,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北大的改革、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对学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
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青年学生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李大钊又于1918年冬组织起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传播。
原由陈独秀1人主编的《新青年》,于1918年1月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7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编委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其中钱玄同又是老同盟会员;鲁迅(周树人)曾参加光复会,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他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自然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时遇钱玄同组稿,便于《新青年》发生了关系。受《新青年》的启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和译文等。
陈独秀对鲁迅很敬重,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并一回一回的催。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这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
《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创刊时发行不过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万份,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但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议创《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适等在北大文科学长室开会,讨论创办《每周评论》问题,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设在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12个专栏。《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又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封建国粹派由恐惧慌乱,变为疯狂的咒骂和反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最为猖獗。于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复王敬轩书》。通过这出“双簧戏”对复古思想、以及对文学革命的各种非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3年来所作的宣传,做了总结,从根本上反击了顽固派的进攻。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的战斗,便在《每周评论》上进行。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安福国会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否则国会将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特辑了全国14家报纸上的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为标题,刊登在《每周评论》上。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
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看透了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上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顽固派早就想把陈独秀等驱逐出北大。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上海《申报》登出北大教员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4人被驱逐北大的消息。这些谣言一经刊出,读者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育长。为封建恶势力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排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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