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400年）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思想史的转折。苏格拉底反对一切不关心人的本质和生存的实证科学，宣称自己和物理学的探索毫无缘分，他拒绝讨论诸如宇宙的性质、宇宙秩序和天体产生的原因，却热衷于讨论各种人文问题，从来不感到厌倦5。自此以后，古希腊思想的重心由自然本体转向人类本体。
苏格拉底彻底贯彻了智者的文化哲学思想，却又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智者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认为只有思维着的人才有资格作为万物的尺度。思维着的人具有自我决定的能力，这是人作为道德主体的本质所在。因此，苏格拉底把哲学认识的目标定位在人类自身，并以一生的活动躬行了“认识你自己”这一哲学信念。
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的人类学主体“原则造成了整个世界史的改变，这个改变的转折点便是：个人精神的证明代替了神谕，主体自己来从事决定”6。
苏格拉底认为，在主体的生存中，善本身就是目的。哲学的最高目标不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而是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善恶，揭示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使人们能够合理地选择行动，安排生活。因此，他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著作，而是把哲学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伦理学，后人看到的他的思想材料只是其学生保存下来的一些对话记录，如柏拉图的《申辩篇》、
色诺芬的《
回忆苏格拉底》。不过，苏格拉底把人生问题归结为善的问题，并把善归结为知识（美德即知识），最终把西方哲学引向了认识论和科学主义的轨道，偏离了人生意义的探究。真个是“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千年以后，成为
尼采生命哲学的第一个攻击目标。
苏格拉底把他对人的哲学思考运用于文艺领域，引起了文艺创作原则与批评标准的根本变化。苏格拉底的文学思想大体保持在文艺伦理学的范围内。
首先，就文学创作来说，人自身一旦成为世界的中心，自然对象作为模仿的根基就发生了动摇，模仿的方向不得不发生偏离和移动。苏格拉底认为，人应当成为文艺模仿的对象，不仅人的外部形体动作可以模仿，就是人的“精神方面的特质”也可以“模仿”7，不论这种特质是善的还是恶的；例如人的性格，美的善的可爱的如高尚、慷慨、谦虚、聪慧等可以模仿，恶的丑的可憎的如下贱、卑吝、骄傲、愚蠢等同样可以模仿。苏格拉底指出，从模仿的效果来看，如果能“把人在各种活动中的情感也描绘出来”，尤其是把那些美和善的情感描绘出来，更能引起“观众的快感”，因此，他认为文艺模仿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形式表现心理活动”8。这样，文艺美的研究就从形式领域转到了人的精神领域，人的精神领域成了文艺表现的最高目标。
这样，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观帮助他实现了模仿从自然向精神领域的过渡，使文艺创作的原则发生了更新，这一新的创作原则经由柏拉图的中介，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体系中得到完善，成为西方历史上牢不可破的文艺本质观念，直到19世纪才被动摇。
其次，模仿说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批评标准的转移。既然人是世界的中心和文艺模仿的目标，那么，在评价文艺作品的效果时，人们就不应当再着眼于事物的形式关系，而应当着眼于事物与人之间的效用或目的关系，这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谓“每一件东西对于它的目的服务得很好，就是善的和美的，服务得不好，则是恶的和丑的”9。苏格拉底以前，在文艺欣赏领域，事物因其真而美；到苏格拉底时期，事物因其善而美。换言之，苏格拉底时期，文艺批评的标准已经由真置换为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雕塑师的儿子苏格拉底何以在论述艺术时，竟是一个十足的道学家的口吻：“即使修克西斯给我看他亲手画的漂亮女人的肖像，它所给我的快乐，也抵不上我默想眼前一个女人的美德时所得到的快乐的一半”10。
苏格拉底对文艺创作具体问题的论述只不过是他的模仿原则的引伸。他曾提出文艺创造理想性的特征：“当你们描绘美的人物形象的时候，由于在一个人的身上不容易在各方面都很完善，你们就从许多人物形象中把那些最美的部分提炼出来，从而使所创造的整个形象显得极其美丽”11。苏格拉底在这里谈论的正是智者所说的使人“愉悦”的艺术与普通技术制作如工艺制作不同的地方：工艺制作在形式上并不刻意追求超出原物，“描绘美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却必须如此。换言之，塑造形象的艺术对自然的模仿不是照描，而是选择中的变化与超越，这样一来，艺术创作的界限就突破了前苏格拉底时期自然模仿说的局限。这一思想为亚里斯多德所继承，并在古希腊以后的文学思想史上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成为
现实主义文学典型化理论的前奏。
苏格拉底毕竟只是一个过渡人物，他虽然扭转了
古希腊文学研究的方向，但对一般文艺问题缺乏思考，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研究更嫌单薄，这与古希腊人丰富的文艺实践是不相称的。他未竟的事业是由柏拉图接续，并由亚里斯多德最后完成的。
克塞诺芬尼 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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